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基于民生改善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然而,在民生建设方面,农民得到的改革红利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民生问题仍然突出,且有不断加剧趋势。农村民生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资本的贫困,受制于基层政府民生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亦与农民利益诉求与基层政府协商机制缺失有关。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在于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亟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的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优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民意采集和利益传导的功能,更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在我国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规范不断地受到冲击,整个农村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分化、整合,社会资源利益面临着重新分配,农民利益表达在现实的政治场域中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为此,应该从农民利益表达主体层面、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层面及资本层面寻找解决办法。     

深化基层民主实践之路探析——基于对国家贫困县南漳、保康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实证调查

20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使偏远、落后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财务公开、民主管理在实践中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广大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但从实践上看也存在不足之处,深化基层民主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细化村务公开内容、创新民主管理形式;培育农村内部监督、提升农民监督主体地位;多渠道融资;实现农民个人与村民整体利益的融合。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留居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路径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往城镇流动,经济欠发达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留居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主体和渠道、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降低、农民意愿难以得到充分尊重,知情权未得到充分保障。必须加大村务公开、落实一事一议,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特别是加大对村组织依法办事的监督力度,保障农民的权利,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良性发展。     

风险社会下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蝴蝶效应解析

正如混沌学理论中的蝴蝶效应一样,农民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和围攻基层政府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经过风险社会下众多风险因素的催化,将增加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难度,扰乱民主化进程,阻碍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的形成,甚至削弱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宜通过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等手段来规避。     

论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制度保障

目前，农村基层民主主要是指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已经逐步迈入了依法运行、稳健发展的轨道。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利益格局、农民的思想观念、村民自治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治理环境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农村基层民主稳步发展。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政治制度和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与调整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自发的基于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社会宏观变迁,它的剧烈变动最终都体现和反射到农村政治机制和农民政治生活之中。日趋活跃的市场经济推动着农村社会主体的分化、利益的多元化、结构的分层化,利益成为人们关注、追求和维护的重点,而正是对利益的愈加认清和重视,就愈加需要对利益的表达渠道和机制进行调整和规范,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农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政治制度和农民政治观念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安新县A村的实地调研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政治文明的进程。河北安新县A村农民政治参与案例表明，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主动性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较低、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可能性仍存在的特征。健全中部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应当从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早日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组织等方面入手。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论新时期的党群关系问题

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十六大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它对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的必要性 ,然后从分析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入手 ,系统阐述了建立互动合作型党群关系的措施和办法     

关于信念、价值和利益之关系的思考

在信念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脱离经济基础、脱离价值和利益等因素,去单纯地谈论信念问题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种脱离经济基础来谈论上层建筑,脱离社会存在来谈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批驳这种错误倾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念观,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信念、价值和利益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各阶层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这是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并为人们所关注。就目前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影响来说,要引起重视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     

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用贫富差距扩大这一概念来概括,而不宜用别的概念,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五等份法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属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属于非正常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宜一概而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税收制度等等。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目前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必须从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完善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对"一把手"权力授权过程、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制约,确保"一把手"掌权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     

Planning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st

Margo Anderson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urban affair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S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and Labor Force Change;and, forthcoming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     

也谈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中苏同盟的破裂，既源于中苏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的分岐，也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以及中俄两国文化差异性有莫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有着直接的关联。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