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合法性视角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重大战略课题。综观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中得到了考量。在新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不断深化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增强政治合法性

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执政党正确认识、理性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中西政党政治比较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学的前置问题与基础命题。廓清中西语境下合法性的概念阐述及合法性标准的评判差异是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源自其生成逻辑、理论体系、执政理念、政治实践四重维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具有合律性、合理性、合价值性、合实践性、合历史性、合民意性等内在特质。面对来自西方政党政治逻辑、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和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国家治理效能亟须提升的内部挑战,需要在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历史叙述模式的创新发展、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多元重塑、执政效能提升与党的自我建设、推进法理型合法性建设等方面实现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维护。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执政体制:概念、结构和特征

构建科学的执政体制,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科学执政的基础条件。党的执政体制就是党在执政过程中政党、国家和社会政治团体之间政治权力的配置、设置及其形成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党的执政体制结构指党与其他政治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体系,包括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党的执政体制具有阶级性、整体性、动态性的特征。     

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党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以合法性的视角看待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必要对执政方式与执政合法性关系进行分析,以及对传统执政方式合法性进行分析,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党在新时期执政方式的创新和发展。     

执政党的农村基层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探索

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积极探索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条件下村两委协调发展、     

执政能力的测量及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量指标包括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与支持度、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以及治理社会的高效率与低成本。一般说来,影响执政党执政能力提升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科学化水平;第二,运作的制度化程度;第三,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大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第二、对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系统进行确当调适;第三、党的政治理念应向现代治理理念转变。     

"三个代表":党在新世纪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锐利思想武器

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面临着新挑战,不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重要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回答了党在新世纪增强合法性的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有关我党政治合法性问题思考

政治合法性基础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当前日益加速的我国社会转型对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必须深化对我党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识,创新执政理念和社会共识,构建和谐社会,用制度维系合法性。这样才能不断把握和吸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努力寻求合法性认同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总结。目前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增强提出了权威和秩序的双重诉求。我们党必须认真面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积极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影响力 ,在主导中国社会发展中确保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持久。“三个代表”正是蕴涵着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对执政合法性诉求的时代命题     

当代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论析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为了解决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中国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理顺党和国家政权法理关系改革完善党的执政体制的思考

党和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普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党和国家的法理关系是,党作为领导党,对国家政权行使领导权,指引国家政治生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党作为执政党,具有执掌国家政权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面的权力,党的执政权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式取得的.根据党和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应该建立党直接执政和间接执政相结合的执政体制.这样的执政体制是符合宪政所规定的党和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国家政权建设与党的执政规律的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阈下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原有的优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党执政文明与党政关系改革

政党执政和党政关系构成国家政治文明中至关重要的政治要素。政党执政文明包含政党自身民主、政党间接执政、合法性执政、受制约性执政等基本的内在规定;实现政党执政文明,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政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主要体现为党在国家政权中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和国家政权实行组织上的融合,党成为国家政权机构。改革党政关系,在于坚持走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之路,使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分开。党的执政,主要是通过政治、思想的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论新时期陈云对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贡献

执政合法性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重要危机.陈云为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主要是从执政绩效、意识形态以及作风建设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新时代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其强化

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意识形态资源,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具有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长期执政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一定挑战和风险。新时代加强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建设,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守共同理想信念,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以人民为根基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