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既要当“好官”又要做“好人”

领导干部道德既有作为"好官"的职业道德维度,又有作为"好人"的个人道德维度。领导干部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特征,特别是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赋予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之外鲜明的个人道德特征。领导干部存在职业性"经济人"与角色性"社会人"之间的价值冲突,组织结构中职位规则与社会角色要求之间的价值冲突。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统一,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提升个人道德自觉,强化对领导干部道德的社会评价和监督。     

论道德回报的实质与心理基础

道德回报是源于行为主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品质善恶而对行为主体进行的物质、精神等的奖赏或惩罚。道德回报是维护"德福一致"公正社会的必要手段,是建立在人类情感基础之上的。道德情感是道德回报的直接动力。     

论道德结构

道德的完整结构是由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活动三方面构成。道德的意识是前提、道德规范是标准、道德活动是载体。道德义务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按照道德原则或规范对人们的要求;道德权利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或规范下应享有的人格、尊严以及相应的利益等。因而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是道德规范延伸的具体体现,这便构成了深层道德结构。     

行政道德与诚信政府的建构

政府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公共行政公开化、透明化的客观要求,而行政道德是政府诚信的基础。提高行政道德可以通过行政道德法律化;建立行政人员的个人信誉档案;加强行政道德教育,培养行政人员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来实现。     

美国《公职人员道德准则法》的特色及启示

美国《公职人员道德准则法》囊括一系列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法规和配套实施细则,从立法角度对公职人员应如何遵守从政道德作出了规范。该法规定严格细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为美国解决曾长期面临的公职人员贪腐问题奠定坚实法制基础。我国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将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的做法,完善目前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法律的制定。     

浅析道德理论中的道德动机

大多数人可能知道规范伦理学的一些道德理论的道德标准,但是对于这些道德理论的道德动机、动机基础或者说是道德约束力似乎很模糊,不过这是思考道德问题和全面理解道德理论不可缺少的。斯坎伦的契约论思想关于"正当与不正当"的基础,诉诸这样一种观念,根据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的根据向他们证明你的行为是正当的。     

论康德道德思想中的责任概念

"责任"在康德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重要而又关键。康德强调道德是出于对责任的尊重而行为,他极力反对以行为后果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做法,认为如果仅仅是人的行为的后果合乎责任,而行为的动机是因为爱好或者其他个人的目的,那么这一行为则无多大的道德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道德价值。     

当代中国的道德状况及其反思

当今中国的道德呈现"滑坡"或"失范"的态势,已经引起了大众的普遍焦虑。"我们的中国怎么了?""中国人的良知去了哪里?""人们心底的善念该如何守护?"从当今中国缺失道德的现象入手,提出如何加强道德建设的对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底线道德"原则;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民众道德教育过程。     

论文化相对主义与道德共识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独立的体系,它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发展的非规律性;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坚持文化相对主义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然而道德相对主义有其自身严重的缺陷。要避免这种缺陷,就要求建立一种公众普遍认可的道德共识。人类社会实践证明,在伦理观念上人们可以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寻求道德共识,是探讨的主要问题。     

回归道德生活:现代社会“去道德化”现象刍议

道德本为维持社会秩序而生,但现代社会中道德似乎无用,出现了道德空场的"去道德化"现象。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市侩实用主义是导致"去道德化"现象产生的伦理基础和意识根源,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割裂与对立是"去道德化"现象产生的行为根源和外在伦理特征。道德空场的"去道德化"的逻辑后果必然是人性的退化和泯灭、社会共同体的瓦解。要充分认识"去道德化"的危害,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积极探寻道德建设的途径。     

试论领导干部道德习惯的养成

道德习惯是指后天逐渐养成的与道德行为方式有关的习惯,是个体在一定情境下通过反复练习养成的、相对稳定的、自动化的道德反应倾向和行为方式。道德习惯是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关键环节,道德体验是领导干部道德习惯养成的情感诱因,道德强化是领导干部道德习惯养成的外部导向,道德自律是领导干部道德习惯养成的内在根源。     

试论儒学的道德价值取向

儒学的价值取向是道德追求,儒家所追求的道德是禀受"天命"而立于"人性"的善德,这种禀于天而立于人的善德统一了天和人,奠定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治伦理道德运行机制探析

传统的道德建设过分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而相对忽视了道德的个人实践。道德成为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社会治理的内生与外围寻找合理的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动力源泉与路径支持。这就必须探寻并构建切实可行的道德利益回报评价机制、道德利益回报保障机制、道德利益回报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道德基础

本文首先分析了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核心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道德基础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在劳动关系中的体现,并具体分析了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应该具备的道德基础.     

道德法律化的重新审视及其对我国见义勇为立法的启示

道德法律化理论是见义勇为立法的理论基础。重新审视道德法律化论争,科学把握道德法律化内涵,可以对见义勇为立法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见义勇为既需要用道德来调整,也需要用法律来规范;法律规范的重点是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救济措施和保障机制;对见危不救行为目前不宜"犯罪化"。     

道德与幸福——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道德对话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论题,二者具有相对立的矛盾关系又有德福一致的价值契合。只注重物质财富所带来感官快乐的幸福只能是短暂消极的,只有在符合德性的实践基础上的幸福观才是对人的发展有意义的、积极的幸福观,才能达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基础上的道德幸福观明确阐释了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关系,并提出了将"社会个人"作为解决当代幸福观问题的新出路。     

论公民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及其意义——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支撑制度研究

当下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民道德人格的缺失。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建构"道德主体"制度体系的设想,认为道德主体是社会主体在道德建设领域的体现,道德主体制度建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道德选择权是一种保障公民参与社会道德建设的法律权利,是道德主体地位的基本权利表现。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实现了道德建设的法律制度支撑,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展现了道德建设"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具体制度设想。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构建的新道德

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新道德,是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原则的,其实现途径是易家族本位为个人本位,易禁欲主义为合理利己主义,根本目的就是要冲破封建主义樊篱,求得人的个性解放,拯救民族危亡,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和谐社会道德精神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是和谐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和谐社会道德精神与法治精神的融合有其规范基础和现实基础,实现道德精神与法治精神融合的途径是多元的,但最主要和首要的是要实现公民社会道德信仰与法律信仰的互通。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关系视域下的社会道德困境分析北大核心

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道德的现实基础,规定着道德的本质。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的产生,根源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多重利益格局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成为道德困境产生的现实根源,集中表现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冲突。因此,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同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利益分配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