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五大挑战

正第一,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威胁。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西化"、"分化"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趁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他们认同西方价值,从而实现文化同质化,以达到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对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第二,新科技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淡化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差异。有学者指出,新科技革命导致了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技术     

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分析——兼论治理理论嵌入的可能与边界

随着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中国的改革进程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西方各种理论传入中国,这些理论对中国理论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其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对这些理论进行辨析,变得尤为重要。西方治理理论就是其中一例。本文重新研究和梳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并对西方治理理论进行梳理,从而分析其嵌入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可能与边界,这对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意涵和价值追求,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较,彰显独具特色的现代性魅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践行公平正义价值,努力破解"公平与效率悖论",书写公平与效率的合题;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文明资本的融合创新奠定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靠制度力量塑造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大国崛起经验,铺就大国和平崛起新道路。     

超越西方“宪政”话语——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要义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需要在深入解析西方"宪政"话语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理解西方"宪政",不能脱离其原初置身的特定"文明情境",如此方能避免掉入"普世价值论"或"阶级定性论"的窠臼,从而把握人类政治治理的基本问题,即主权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理性与意志的平衡问题,国家能力、政府责任和法治的统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应与解答体现了对西方"宪政"话语的超越,包括借鉴吸收了西方"宪政"话语的合理内核,在根本上是为了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强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基本框架下进行法治建设,为实现"善治"而更加注重治理权的积极作用,基于中国文明情境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条道路”与西方社会政策转型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于西方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反映了西方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努力尝试,其理论观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众多领域。在社会政策领域,"第三条道路"对福利国家及其改革作出重新反思,提出"无责任即无权利",倡导积极的福利观和建立社会投资性国家,标志了西方社会政策新的转型。而西方社会政策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构建与超越:生成逻辑·特质内涵·时代价值

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逻辑中,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唯一和普世的,但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了现代化道路是多元的。中国在对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循常"中逐渐"超越"并初步构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内容体现为"五个坚持",并开启了由"中国向度"到"世界向度"的深入探索,具有了"改变中国"与"改变世界"的双重价值。     

风险社会视阈中的“全民公投”: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展望

近年以来,以"全民公投"的频繁运用为标志,欧洲民主政治实践开始面临认同危机,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作为对恐怖主义刺激反应的民粹主义心理和行为的滋生。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和国际事务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以多种"颜色革命"为代表的民主输出战略受到挫折。同时,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赖以维持其社会稳定的行政、司法制度设计也都因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爆发遭到强烈质疑。解析处于高风险阶段的西方国家应对这些事务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同样提前被卷入"全球风险社会"中的我国的政治发展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流变、中心议题及启示

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颇具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它立足于唯物主义视角,对现代文化发展中的许多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刻而富有特色的阐释,其中许多结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启迪:反对"机械决定论",进一步凸显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培养"有机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构"中国网络话语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话语权;鼓励"精英文化创作",进一步筑牢国家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向好发展。     

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

概述了西方精英模式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中国公共决策模式为精英模式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是政治权力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决策模式。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决策模式演变的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中国精英决策模式逐渐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演变。并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与西方国家精英决策模式的区别:指出我国的精英构成、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与西方国家的精英构成及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存在差异;我国精英决策不只代表精英的观点,也反映人民的声音;我国的经济精英影响政策的能力远逊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精英;我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作决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合作决策。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优缺点,指出了中国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精英决策与大众民主的调和。     

期待、欢迎与焦虑: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

正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的观察和态度,则要平和务实得多,没有美国智库那种焦灼的感觉。欧洲各国智库面对"一带一路"深感期待,也不讳言欧洲人暂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法国把中国高铁看成是激发其活力的"鲶鱼效应",建议中法应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呼应"一带一路"最早的国家之一,其重商主义和人文主义     

研究中国道路应避免四个误区

中国持续发展,使得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日渐凸显。学术界从人类文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层面做出了深入研究,在"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等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强调"中国特色",忽视"普遍性意义";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忽视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强调中国道路上的"问题与困难",忽视其优势及世界意义;强调"不输出"道路,但忽视"输出"正能量等认识误区。     

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看中国梦的实现

正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中国政治的最大共识。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崛起,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国家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大力推动民生的改善。西方政治文化中今天谈得最多的还是西方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     

让“正确义利观”影响国际新秩序构建

正坚持"正确义利观"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可能重复西方"逢强必霸"的旧思路。两年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正确义利观"的大概念,强调我们在国际合作中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种"正确义利观"的含     

西方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危害及其正确应对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这一理念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学者对其存在明显的污名化论调。总体而言,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炮制"输出论""威胁论""辞令论"等论调贬损直至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部分学者的这种污名化论调不仅容易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也容易牵涉其他涉华议题,并助长西方的污华反华行为。为合情、合理、合力应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我国可借势解"污",善于借助西方世界的知华、懂华人士发声去污;应积极反"污",依靠中国学者主动回应西方学者的污名化论调;要主动除"污",积极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工作;须全面破"污",构建以中国话语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性话语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俄合作

正"一带一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合作倡议,旨在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动的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达到了冰点,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遭到重创。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迅速"转向东方",开始重视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合作,中俄两国达成了战略共识,     

“逆全球化”思潮下中国的应对之策

近年来",英国脱欧""特朗普主义"的出台、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粉墨登场",这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足以牵动全球民众的心弦。在这些政治表象的背后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逆全球化"思潮的暗流涌动。这一思潮不仅对欧美发达国家自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和贡献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面对这一思潮,中国积极作为,提出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应对"逆全球化",凝聚"全球化"共识。     

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向未来的历史谋划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摒弃了霸权主义的政策逻辑,它旨在强化和平发展的"王道"思维,并把它内化为民族的自觉。中国在批判西方"国强必霸"逻辑法则的基础上,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谋划。这一谋划并没有遮蔽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没有消弭中国的社会实践,而是表明西方国家的"霸权"崛起路径在中国不能走,唯有和平发展道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逻辑。     

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研究

正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与手段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更加热衷于文化渗透这一温和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与迫害。鼓吹"普世价值"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凭借其强势的话语霸权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兜售"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倾向,以分化为手段,西化为目的,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     

什么是真正的民族开放

如今,很少有中国人会承认自己不开放,然而很多人把"中国的开放"和"中国人的开放"混为一谈。有些中国人误把"西方的"、"反传统的"、"不受伦理道德拘束"理解为"开放",其结果很有可能是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陷入自以为是的误区中。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开放的国家姿态,更需要开放的民族心灵。     

“小政府大社会”是根本错误的观念

正中国现在要破除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观念从根本上是错的,走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也不是"小政府",比如美国,已经被世界上公认为是"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