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民间反腐网站及其有序发展的思考

网络技术具有实现公民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潜能。当前中国民间反腐网站的出现,正是社会力量开始运用这一反腐败工具的体现。但这一新生事物尚处于萌芽阶段,其规范性与有效性还存有一些问题。民间自下而上的监督最终只有与官方自上而下的监督紧密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效力。民间网络反腐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政治输出,即对公民参与反腐败斗争坚定、持续的支持。为使我国民间反腐网站有序发展,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法治是民间网络反腐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网站实名制是规范民间网站反腐行为的正确途径;积极开展官民合作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探索;为民间反腐网站发挥预警功能创造条件;推动民间反腐网站的专业化、学术化、国际化建设。     

网络反腐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基于2012～2015年10个典型网络反腐案件的分析

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是网络反腐的助推力,赋予其独特的优势,吸纳民意表达,达到监督和约束政府腐败行为的目标。以2012²015年较有影响的10个网络反腐案件为依托,从案件共性、多参与主体互动、"舆论诉诸"式过程三个维度分析网络反腐运行逻辑。相对于传统反腐模式,网络反腐存在着技术、道德、法律和制度上的困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在公共权力运行的体制内部通过技术标准化、网民理性化、法律规范化、制度有序化等途径,不断提高网络反腐的科学化水平,促使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谨防严肃的反腐变成网络狂欢

正网络反腐在表现出速度快、传播面广和打击力强等特点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威"内存"媚"的现象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兴起和普及,民间反腐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低,民众网络反腐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前所未有地增强起来,进入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毋庸置疑,网络反腐在让民众多了一种反腐途径的同时,也使政府多了一个权力监督的平台,彰显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值得警惕的是,网络反腐在表现出速度快、传播面广和打击力强等     

网络舆论监督倒逼机制探析

互联网技术引领了传播方式的飞跃,网络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舆论,是公众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方式。网络舆论监督对公共权力运行具有三大积极影响,有助于促进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面对越来越多的网络舆情,政府必须加强廉政体系的建设,深化公共权力运行体制改革,更新网络舆论监督应对理念,构建网络舆论监督利用体系。     

我国网络反腐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看到,虽然当前我国网络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民众缺乏举报的动力、民众发现腐败行为的难度大、网络舆论的压力强度有限及官方反腐败机构回应的自主性强等四个方面。为了摆脱网络反腐的困境,提高网络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网络反腐的激励机制、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衔接机制、民间反腐与官方反腐的合作机制、网络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联动机制以及政府对舆情民意的回应机制。     

事实与规范之间:网络反腐有效性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权力反腐形成呼应之势,合力形成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战略格局。以哈贝马斯的"言语有效性"为衡量标准,网络反腐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网络暴力、信息真假难辨、实践运行缺乏制度支撑等问题,其本质在于没有充分满足言语的正当性、真诚性或真实性条件。因此,为有效提升网络反腐的有效性应以主体间性基础上的话语论证缓冲集体非理性,在网络反腐领域中充分满足言语有效性条件,同时公共领域对国家权力的影响需要制度规范,确保网络反腐良性发展。     

论网络反腐信息传输渠道的构建

网络反腐信息传输渠道已经成为影响网络反腐效能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网络反腐信息传输渠道仍存在传输渠道技术缺乏整合、民间网络反腐信息传输渠道有待规范、政府与民间两类网络反腐信息传输渠道互动性有待增强等问题。因此,要构建以网络反腐信息输入、处理、输出及反馈为主要环节,以反腐信息HBU系统为核心,兼具开放可循环特征的反腐信息传输渠道,采取信息分级、加强政府—民间网络反腐信息传输渠道的对接与信息反馈等具体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网络反腐渠道,提升网络反腐水平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网络舆论监督倒逼机制探析

互联网技术引领了传播方式的飞跃,网络舆论成为一种新型的舆论方式,是公众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网络舆论监督对公共权力运行有着积极影响.在研究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模型探析网络舆论监督倒逼机制,并从公众与政府两个角度具体分析其内在运行机制.面对越来越多的网络舆情,政府必须加强廉政体系的建设,深化公共权力运行体制改革,更新网络舆论监督应对理念,构建网络舆论监督利用体系.     

"网络反腐"中的"话语权"问题分析

"网络反腐"是一种能极大改变普通公民反腐话语权行使的新型反腐模式.由于中央权威认可"网络反腐"话语权的合法性,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在反腐中的话语权合作.但"网络反腐"话语权的有效性仍取决于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配合与发掘,在实践中也仍无法摆脱合法性质疑与各种消解抵制.树立"善治"理念、出台专门法律、培育话语权主体公共精神、禁止敏感政治议题表达则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公众对网络监督的认知及其启示——基于一项上海市的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网络监督的作用有了较为一致的认同,但对当前网络监督的现状并不满意;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与积极性不够,存在网络监督冷漠现象;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监督的宽容心态还不够;多数受访者对网络监督寄予期待,并对实名制态度比较谨慎。调查启示我们：要让网络监督有更大作为,需要公共权力机关善待网络监督;面对网络监督,公共权力机关不能仅仅停留于建构回应机制,根本的还在于真正加强权力监督制度建设,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在全社会强化公民意识教育,积极培育网络监督主体;建立与完善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     

王船山廉政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推进当代中国廉政建设,要把总结和继承古代优秀廉政思想与创新和改进现实廉政工作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基础上,结合自身官场经历和对明亡的深刻思索,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廉政思想。其廉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修官德,以求国家‘久安长治’","抓监督,重点在‘严于治上官’"和"建立‘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监督制衡体制三部分。王船山的廉政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工作有重要的启示:加强官德培养——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加大腐败犯罪打击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善现有权力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廉洁政治建设视野下的纪检监察公共关系构建

构建纪检监察公共关系是纪检监察机关综合运用公共关系理论争取公众支持,扩大社会参与,接受群众监督,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一种职能活动,也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创新之举,更是以反腐倡廉实际成效推动廉洁政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在廉洁政治建设视野下构建纪检监察公共关系,需要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工作公开机制,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拓展创新反腐倡廉工作参与机制,搭建科学有效的平台体系;健全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监督机制,提升队伍建设的内外合力。同时,从健全组织体系、掌握工作原则、注重系统培养等方面着手,增强纪检监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为做好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网络政治参与和廉洁政府建设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网络政治参与——出现并不断扩大,成为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形态主要有网络舆论、网络社团、网络政治人及其精英等,广泛的网络政治参与对廉洁政府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作用。首先,网络政治参与克服了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中的弱点,为监督机构充分履行遏制腐败的责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成为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监督形式。其次,网络政治参与简化了反腐程序,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改善了整个社会反腐的文化观念氛围。最后,网络政治参与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促进了廉政制度建设。     

清除官场不良潜规则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清除官场不良潜规则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官场不良潜规则干扰并影响反腐倡廉建设，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难度，使得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不能真正落到实处，阻碍了建设廉价政府目标的实现。清除官场不良潜规则，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放松。建设法治政府，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切实维护和增强制度权威性，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提高政务公开透明度，加强公务员的伦理建设。     

论我国反腐败机构设置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现行反腐败机构由于设置上还不够完善,工作中出现了职责分工不明确、协作配合不强、工作独立性缺乏保障、调查手段不得力等一些问题。鉴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国外反腐败机构设置运行的成功经验,我国反腐败机构设置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一方面,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将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与行政监察机关合并,继续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并授予行政监察机关在调查腐败案件时采取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内控和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对合并后的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纪检监察机关滥用权力,保证执法工作的客观、公正。     

网络实名举报:困境与出路

网络实名举报作为新形势下公民广泛参与的反腐倡廉活动,应是一项具有完善工作机制和法律规范保障的制度设计,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网络实名举报还面临监督范围狭窄,举报可信度不高,缺乏持续性,举报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和官方处理回应性低等困境。究其原因在于举报主体界定不明,网络载体"各自为政",举报程序过简和实名举报环境不够成熟等原因。为进一步推进网络实名举报的发展,必须加强举报人权利立法保护,健全网络反腐立法和舆情监测机制,完善举报程序,建立资源整合型举报受理机构,鼓励公民参与到网络反腐之中,形成良好的反腐倡廉文化。     

法国廉政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

法国廉政体系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社会监督”等理论为基础,以议会、行政法院、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媒体等为主要支柱,发展了比较有特色的四项廉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会计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法国廉政体系建设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理念,有效发挥廉政体系中各支柱部门的作用,以及加强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经验表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不断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方法,更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我国依法行政预防腐败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予以完善：健全法律制度,提高行政行为的规范性;弘扬法治精神,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强化执法监督,提高依法行政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