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安全建设的新视角——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为例

传统村落以其久远的建村历史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留存,极具中华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彰显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在现时代的发展中,我国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凸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是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两个新的视角。     

基于珠江源自然保护区村落空间分异的村落和谐发展探讨

自然保护区的村落由于处于特殊的宏观环境控制区域,其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使村落的空间性质产生分异,分异村落与宏观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村落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直接影响到自然保护区整体生态系统、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是否能良性循环发展。在此问题上政府应发挥协调作用,把村落的空间分异当成生态和谐、社会和谐、人地和谐的资源并加以利用,明确分异村落在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分工合作共建自然保护区人地和谐发展美好家园。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以珠江源自然保护区的不同村落为实例,探讨村落的空间分异性质与功能,提出构建区域和谐发展村落的建议。     

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问题辨析:现状与提升路径

当前,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问题正面临着严重挑战。主要表现为文化安全的意识淡薄、村落文化生态的失衡发展、村落文化产业的薄弱和滞后以及传统村落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文化保护法律的缺失等。通过保护村落的文化遗产、发展村落的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发展的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对传统村落优秀文化的教育是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主要路径。     

浅议村落文化变迁中的文化生态建设——以云南丽江束河古镇为例

在现代化快速变迁的背景下,我国的村落文化也在经历着急剧的变迁。面对急剧变迁的村落文化,建立一种和谐、生态的村落文化是变迁中村落文化保存和创新发展的最好选择。束河古镇在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创造了"保护求发展,发展促保护"的束河经验。创造了民族团结发展、文化多元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村落文化生态建设的典范。     

山西传统村落历史演化及文化特征研究

山西省是拥有传统村落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传统村落大多保存完好,历史文化价值极高。本文在历史地理角度下考察山西省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情况,探讨山西省传统村落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演变状况,归纳其演变特点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经过数据统计和区位特点对比将山西省传统村落按照历史文化特征分为农耕型传统村落、军镇型传统村落、商贸型传统村落三大类型,并具体探讨其各自的历史文化特征,总结其形成特定文化特征的内在原因以及其不同文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农民工在村落变迁中的作用——基于南北两个村落的调研

在农民工流动发展到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其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程度。通过对南北两个村落的实地考察,得出李村农民工是推动村落变迁的重要力量;而石门村农民工的作用,在强大的村落文化场域的影响下和村民自身还没有发生"小农"蜕变的情况下,远比李村缓慢和艰难的结论。或者说,这种影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在村落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鲁西南地区村落丧葬习俗探析——以肥城市村落调查为例

丧葬习俗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行为。丧葬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村落文化的展现。以鲁西南山区村落丧葬习俗为例,对传统村落的丧葬习俗作全面的论述,探析传统丧葬礼仪的文化内涵。     

协作与抗争:云南晋宁一个彝族村落的文化建构

地方开发、重构和发明传统文化,从而导致地方文化发生急剧变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这又是在新的文化资源被开发,新的文化与权力关系建构过程中,各种参与者相互协作共同达成的结果,同时也是各自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相互抗争的过程。云南晋宁一个彝族村落自1990年代以来的村落文化构建的故事,正在讲述着这样一个过程。     

当政策遭遇文化——读《生育与村落文化》有感

政策的良好运行有赖于各种各样的条件,而文化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来,效果不容忽视;然而,在这其中引发的群干关系紧张等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视起文化在这其中的力量。当政策遭遇文化,该何去何从?《生育与村落文化》一书对该问题进行了有益思考。     

建立传统村落保护资金投入奖补机制

<正>传统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保护好传统村落,是建设美丽中国、文化强国的需要,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心灵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用3年时间投入100多亿元用于传统村落保护,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高度重视,使传统村落保护状况得到基本改善。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的文化遗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条件和作用机理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毁坏了农村传统村落的原生态,引起一系列社会变迁,导致农村社会的重大失衡。村落共同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适应、演变、转型等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村落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按照其内在逻辑以隐性的方式缓慢地延续着。村落变迁自有一定的背景和条件,这就需要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研究村落变迁的发生因素和作用机理,把握村落变迁的形态和村落终结的过程,将有助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村落文化在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中的作用与重构

在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中,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深刻。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文化遗存依然根深蒂固,现代民主政治的治理体系和模式需要充分利用和重构当前中国农村村落文化中存在的很多合理因素,去粗取精,实现农村村级治理目标。     

转型期村落权力结构分化的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推进 ,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宗族、地方恶势力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平台上竞相表演 :体制性权力威力犹存 ,内生性权力内含生机和活力 ,非正式权力经常地向外张扬 ,干涉正式权力。     

散射格局:地缘村落的构成与性质——基于一个移民湾子的考察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以血缘关系为基点建构中国村落社会的理想图景,忽视了事实上大量存在的以地缘为基础建立的村落。本文通过对江汉平原一个移民湾子的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在血缘关系不发达的村落中,基于地缘建立的人情关系和互助关系是村落内部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关系,村落成为地域意义上的人情圈和互助圈,并形成一种与费老的差序格局具有显著差异的散射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态。通过对地缘村落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考察,文章将地缘村落建构为一种与血缘村落不同的村落类型,并以这种类型建构为基础对中国村落进行地域划分,推进对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理解。     

文化间性视阈下的民族互嵌及其政策意蕴

从文化层面来说,当前的民族互嵌研究还应关注民族间交往互动的隐形地带,即文化间性。实现交往理性、促进民族互嵌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就不同民族而言,主体与主体互为条件的共在是各民族文化间性存在之前提;二是理解差异,尊重他者,运用文化对话及有效沟通,承认并重视不同民族的文化间性;三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导向,确立不同民族主体间共识的基本规范,增强国家认同。基于文化间性理论,反思我国民族政策,应注重新时期文化弱势民族和新生代少数民族群众的"互主体性愿望",在深刻理解多民族文化包容性的基础上努力促成各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公共性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转型期村落权力结构的分化与互动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宗族、地方恶势力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平台上竞相表演,形成互动:体制性权力威力犹存,内生性权力内含生机和活力,非正式权力经常地向外张扬,干涉正式权力。     

城市化过程中村落“小传统”生命力研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村为例

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村落"小传统"前所未有地面临城市"大传统"的激烈冲击。以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论述作为基本假设,考察其对中国村落城市化进程的适用性以及村落"小传统"的生存状态。通过分析可知,基本假设只是提供了"小传统"的变迁趋势和结果可能性,中国村落"小传统"在与"大传统"的博弈过程中依靠独特的生存机制,通过调试和与城市"大传统"的双向妥协获得生命力。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阈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问题探析——基于四川省阿坝州羌寨J村的个案考察

四川省阿坝州羌寨J村的"文化网络"主要由宗教信仰、家族势力、乡村精英和村规民约构成,它们分别发挥着凝聚村落的向心力、维系村落的政治格局、执掌村落的权威资源和规范村落的礼俗习惯的治理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家族势力对村庄政治的过度干预、精英民主对村民民主的强势挤压、礼俗规范对法治秩序的一定消解等现实障碍。究其原因,源于家族"在场"背景下追逐私利的利益驱动、村委会过度行政化与村民民主诉求的现实矛盾、民族多样性与法治认同的艰难耦合。文章基于对J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现实状况的考察,提出了不断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若干对策建议。     

村落选举、公共性生产与合法性——以陕西Y村为例

转型期中国乡村基层村庄民主选举备受学界关注,学界分别从乡村治理、制度变迁、政治民主等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然而这些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乡村公共性主题。笔者认为这一主题才是乡村选举的实质和意涵。通过Y村选举及修路等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个案,笔者考察当前村落选举与村庄公共性生产、村落公意和共识的关系,文章认为当前基层乡村依然延续了差序式的公共性生产模式。这种公共性生产模式与通过选举运作生产公共性的模式之间具有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导致试图透过西式选举达成村落公意和民众共识的设想在重建当代乡村公共性实践中遇到问题。     

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及其影响

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是村政的核心,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国家政权内卷化、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村三个重要阶段。当前我国的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态势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的生长,同时增加了村落社区社会整合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