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诉讼化改造探析——兼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与法律监督的冲突与协调

权力制约论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直接理论依据,司法实践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现实基础,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内在动力.对检察机关派员列席审委会制度的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程序设计与程序运作的反思,二是对影响程序设计与运作的观念反思.在改造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程序时,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造,更需要观念层面的转变与更新.应当深化审委会制度的司法性,有限度引入被告人权利机制,实现审委会程序的诉讼化；明确法律监督的合理界限,建立法律监督的诉讼机制,确保审判权的正常有效行使；确立事后补救措施,旨在为被告人诉讼权利提供保障.     

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是实现法治湖南的前提

建设法治湖南就是要让公共权力得到有效规制，公民权利受到尊重，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是全民有正确的法治观念，权利本位观念、法律至上观念、人人平等观念是法治湖南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观念的养成要靠不断的宣传教育，也要靠制度的引导和规范。     

当代大学生法律观念调查研究

当代大学生犯罪案件频发的原因之一是大学生法律观念薄弱。我国只有在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程,这之前没有系统的法律知识普及,并且我国现今大学法制教育也没有发挥真正作用,法律基础知识作为大学的公共课没有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提高当代大学生法律观念必须:切实有效地加强法制宣传学习;变革高校法律教育,培育大学生的法律观念;切实提高"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将法制教育融入社会实践中,提高大学生法律实践能力。     

食品安全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权力规制和权利维护统一的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借助权力和权利统一的理论工具,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终破解可以建立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互动的治理模式,首先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达成观念上的共识,同时建立信息的互动与反馈,并在相关法律规范的支持下保持监管行为的统一。     

树立现代行政观念

王勇的“树立现代行政观念”一文指出，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行政，要切实做好依法行政，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基础和前提，否则难以建设良好的法律制度，难以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基本内容，依法行政也只会成为形式和口号。我们需要树立行政服务观念、行政公开观念、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观念、行政行为的程序化观念、行政行为要受到司法监督的观念、行政赔偿观念     

关于高校教育中学生权利弱化问题的思考

在高校教育中,学生权利弱化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呈现出现实性、普遍性、隐蔽性等特点。分析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体现在高校教育观念不合理和一些社会性的因素上。所以,我们应尝试通过增强高校学生的权利保护意识、完善高校学生的法律救济途径、健全高校权力运行规范化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改善。     

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律基础

党的执政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执政基础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执政的法律基础又是执政基础的一个子系统。我们国家正在迈向法治社会。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治国方略下,党的执政的全部行为,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也就是执政要有法律基础。完善党执政的法律基础对于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很少或不成系统。     

和谐社会视野下警察权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警察权既是一个必要的公权力,同时又是一个必须制约的公权力。分析警察权规制的原因,进而提出规制警察权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思路,是更好地实现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需要。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与法律关系的思想

处理好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关于党法关系,党内曾经存在一些错误思想和工作方法,为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党法关系的思想,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权威应该建立在法律权威基础之上,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等观念,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试论西方法律观念的变迁

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观念及其特点 法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其所反映的法理学问题，也多是法律观念问题。古希腊法律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传说的荷马时代，与神话传说密切相连。认为法律就是维护人间的公正与平等。古希腊法律思想的另一来源是自然哲学，把人间的法律看成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这为后世自然法学奠定了思想基础。苏格拉底主张法律是人类幸福的标准。在其庞大的哲学体系中，法理学的成分很少，但其所谓法律的标准是道德，却提出了后来被法理学所探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简论警察权益之保障——以公平正义为视角

警察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削弱了警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破坏了警民关系和和谐的社会秩序,背离了公平正义理念的诉求。因而,在全面了解警察权益遭侵害现状的基础上,以公平正义为视角,重新界定警察的角色和职能范围,完善相关的法律和保障制度,提高警察执法水平和人文素养,切实加强对警察权益的保护,就显得非常必要。     

论扶助公民权是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基石

当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管理模式从静态封闭型向动态开放型转换时,警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适应甚至失调和冲突。这是由于相对于警察执法权的公民权过于弱小,两者并没有达到对等平衡,公民权对警察执法权不能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从而造成警民关系的不和谐。通过依托社区创建新型群众组织、对群众加强教育增进对公安工作的了解和引入媒体监督等措施来扶助壮大公民权,能够让警民关系达到新的平衡。     

论我国增设袭警罪的理论依据与立法构想

袭警,作为一种严重侵犯警察人身权利的行为,不但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粗暴践踏,更是对国家和法律权威的蔑视与亵渎。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必要的、应有的惩罚,那么法律的权威和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也将荡然无存。因此,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对重塑警察权威、威慑不法行为和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感无疑将起到举足重轻的作用。     

论中国纳税人宪法权利的保护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转变以前那种只重视征税而不注重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观念。纳税人的权利包括宪法和税法上的两个层次,当然宪法上纳税人的权利是税法上纳税人权利的基础,文章介绍了纳税人的宪法权利,我国纳税人宪法权利的缺失,以及保护完善纳税人宪法权利的对策:一是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二是实现税的相对公平;三是实现税的相对公开。     

增强法律观念 实施依法管理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公安院校的学生工作必须针对公安院校培养的对象,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学生工作新的特点、新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依法管理的观念,实施依法管理。不断创新和完善学生工作的法规制度体系,使学生工作干部掌握依法管理的基本方法,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的能力,使公安院校的学生工作与党依法执政的大环境同步前进,不断开创学生工作的新局面,为公安机关培养可靠的合格人才作出新的贡献。     

刍议侦查人员证据意识的再加强

在侦查实践中，仍有一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具体表现有重言词证据轻现场取证，重破案结果轻处理结果，证据本身的收集、保管存在缺陷，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等。针对这种状况，侦查人员进一步提高证据意识势在必行，要转变传统的办案观念，树立正确的证据意识，要注重证据的合法性，要规范证据的收集与保管，要加强检察监督职能，进一步提高证据意识。     

铁路公安的性质及体制改革研究

警察的建制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铁路公安机关的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现在不仅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时它的体制设计、权力分配、管理模式等 ,也已不能顺应法治国家的要求。铁路公安机关作为依国家法律设置并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和刑事司法权力的部门 ,从性质上不同于铁路运输企业这个授权性行政主体的职权性行政主体 ,是国家行政机关。所以 ,从体制上 ,不应将其置于企业的领导之下 ,使权力的运作受权利的驱使 ,也使权利的行使因为有了权力的介入而变成特权。鉴于此 ,铁路公安机关应尽早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 ,以理顺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     

警察二重职能及其结构的变化

警察从产生之日起到现在,其二重职能的结构经历了从重视政治职能到加强社会管理职能的理论演变。伴随着警察二重职能理论的变迁,世界各国警察职能结构也经历了转变和调整的过程。文章从社会发展与国家职能的变迁,对警察二重职能的理论渊源和发展方向进行解析,认为强化警察的社会性是警察职能的发展趋势。     

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同质性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走过十年历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具有天然的同质性,二者追求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一致,民主、秩序、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价值追求一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和谐社会构建中法治的重要作用,通过尊重保障权利,禁止权力滥用,大力培育市民社会的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以及建立道德规范体系,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A comparative view of indigenous citizenship issues

Following the Wik decision it is being suggested that Australia ought now to revisit the translation of special legal norms formulated in international law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of indigenous citizens. These have previously underpinned developments in both Australia and Scandinavia with respect to indigenous people. Recent Australian developments, particularly the struggle over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s, exemplify the argument of O'Neill (1997) in the first volume of Citizenship Studies, which points to the absorption of civic autonomy by market sovereignty. O'Neill is correct to suggest that the dominance of market sovereignty reduce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ose incapable of the competitive struggle for private affluence and that this has a squalid dimension. Central to this is the denial of the notion of community and dominance of the market. This dominance has obscu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ustralian High Court's recognition of aboriginal land rights in Mabo. The decision put the incorrect application of terra nullius—or no man's land—to Australia to rights. It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nation to contemplate indigenous sovereignty consequent upon the recognition of native title property rights. Australia's translation of those rights with the Native Title Act 1993 (Cth) looked to international law for its rationale. The rights of the Sami people have been developed in Scandinavia large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indigenous peoples. As we approach 2000, Australia cannot continue to ignore the special legal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 relating to citizenship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law informs attempts by indigenous people in modern times to regain some of what they lost in the p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