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知情权保障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必需,目前我国公民知情权实现的障碍在于政府对公民知情权的认识不足、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比较狭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的缺失,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救济的实效性不强。为此,我们要培养维护公民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取向、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救济制度,以及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在信息公开中的作用。     

刍论政府权力的匡约——一个公民文化的维度

公民如何保持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一直以来是民主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在我国,限制政府权力任重而道远,我们不仅要重视宪政的制度建设,同时更需聚焦于深层的公民文化建设。公民文化既是对宪政体制局限性某种程度上的消解,更是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制约的软机制。当务之急是以“有限政府”视角,从文化涵化和文化濡化两个维度建构公民文化。     

非结构性改革、官僚组织与透明政府建设——基于G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行为的实证分析

行政公开不仅是现代国家行政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预防官僚组织腐败现象发生的治理工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政府机构推进行政公开提供了规范性的法律文本.标志着我国政府的行政公开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而,法规的具体作用和社会效果取决于实际的执行行为.该项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沿海发达地区G市为例,从地方层面分析我国政府推进行政公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立法的缺陷、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和公民权利救济的障碍,已经成为我国透明政府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未来的非结构性行政改革中,只有注重制度建设和公民权利司法保障体系的建设,借鉴西方国家地方治理的经验,增强民众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文明理念,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建设透明政府的政治理念.     

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与经验反思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所提出的"公民文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因受当时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存在诸多理论和经验方面的问题和技术性"漏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对这些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错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判,使该领域的研究回归到对政治文化更客观和更广泛的探讨中来。本文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阐述,试图说明对"公民文化"这一带有明显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特定范畴进行理论和经验性反思的学术意义,并认为,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规范价值和经验性解释之间的张力,只有在严谨的学术规范批评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推动学术研究的完善和发展。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回归,为我们研究政治行为和现象,以及更深层政治制度和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方法和理论视角。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为分析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我们从我国社会现实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完善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素质和能力.     

探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所趋,也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完善,还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有: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真正完善政府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完善行政及司法救济途径。     

《公民文化》的研究方法分析

阿尔蒙德和维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开创了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个体成员的主观政治态度和心理取向模式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通过概念的操作化使政治文化成为可进行经验观察的变量,然后以微观个体层次上的变量汇总来反映宏观总体层次的政治文化,以此探究政治文化与稳定的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尽管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了很多批评,并导致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但它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的传统却影响深远,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用法治思维推进公民文化培育

<正>一、问题的提出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的"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我国民主深度发展的难题,其解决之策也可从文化方面来寻找。只不过这个文化,应该是公民文化。在阿尔蒙德和维巴那里,所谓公民文化是由村民、臣民和公民三类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三个方面不断累积融合而成的混合型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与政治文化一致的内在属性。承袭阿尔蒙德和维巴对公民文化的界定、参考国内学界对公民文化的理解,笔者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探析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基础的治理与自治的关系、以政民良性沟通为特征的合作性伙伴关系以及以网络监督常态化为特征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忽视公众需求,过度干预社会;公民意识薄弱,公共利益代表缺位;政民缺乏良好的沟通,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因此,需要从社会、公民与政府三个层面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公民要培育自身的公共精神、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社会要大力培育建立社会激励机制、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政府要大力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完善网上信息公开制度、健全社会安全阀制度.     

公民监督在廉洁政府构建中是否有效的指标体系

衡量公民监督作为廉洁政府建设工具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5个:一国是否有公民监督制度及其相关实施程序;公众心理是否有自觉举报腐败者的愿望;政府是否用民意调查来作为施政的参考;信息公开程度,特别是利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公开工具的情况;是否有"公民宪章"(或类似的承诺)。用这5个指标可以衡量我国公民监督的有效性情况。     

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到文化公民身份的认同

本文以公民基本权利的分析入手，论及“文化”已成为公民权利和义务讨论的新维度，已成为等级划爱和身份认同的新维度。文章指出，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不仅应强调政府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诸多文化权利的有，保障，还应诉求公民在参与文化、消费文化、创造文化和保存文化等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由此，教育的责无宴贷、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政策的引导成为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到文化公民身份认同的关键环节。     

政府信息公开与治道变革

我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变革进程中,政府信息公开所出现的众多问题及不规范说明其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现行的信息公开制度对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进程有重要意义,政府应该加大宪政层面上改革的力度,减少信息公开的法律阻障,建立适合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双向回应的信息公开制度。     

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影响要素——基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近年来得到新闻媒体关注的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为研究对象,综合归纳了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申请信息公开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并分析了影响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都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策略性地采取行动,以实现控制信息或分享信息的目的.主要作为表达性的社会活动,公益申请行动是受到公民权利指导的.公民向政府提出信息要求权,验证了<条例>的规则,具有倒逼政府的作用.政府面对公民的申请,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和广泛的制度资源.特别是政府的创制权力提高了政府及其官员策略性应对的能力.正是由于不同的行动资源、制度地位和制度约束状况,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信息博弈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和策略能力.     

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大工程——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政府信息公开必须具备一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文化事业机构以及公民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各自的职责.<条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许多一般性和具有我国国情特征的问题,必须加以关注和应对.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实现法律赋予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知情权的基本途径,也是政府有意识地推进自身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型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本文以上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个案深入揭示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问题,以及对推进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良好实施的重要意义.     

对保密法的新要求

透明政府的建立和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还有待于《保密法》的修改完善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对于促进我国建立透明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条例共分五章,除了总则和附则,主要规定了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以及监督和保障等内容,总计38条。这是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200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政府信息公开建设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首次实现了将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由原先仅是地方政府制定政府规章提升至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更高层面，从而为我国今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的措施构架

政务公开制度是确保公民知情权得以实现的主要制度安排,而我国现阶段的政务公开制度建设,不论在立法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都尚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正视并探索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正是确保公民知情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为此,应从观念更新、法律保障及制度完善三方面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包括培养公民的现代权利意识和观念;确立知情权的宪法基本权利地位,以《条例》协调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障体系;加强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完善救济制度,规范电子政务的建设。     

论公民的文化程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本文认为，公民的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具有内源性作用。一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影响公民的投票率、民主发展水平和民意代表的自身素质；二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影响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平等性和直接性；三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影响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前进步伐。     

培育公民意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必然

中国公民意识的发展,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由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治文化建设,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兼收并蓄地利用好、发展好、实现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由此独辟公民意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