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经济犯罪刑法治理的新思考——基于G市近5年判决的分析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频发,表现出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成为刑事司法打击的重点。通过对G市近5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判决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由于受一些案外因素的制约,司法机关往往会基于对追回被害人财产、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而选择较轻的刑罚。但是,深入分析这类犯罪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发现,司法机关面临的困境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经济运行保障体制不健全、有利于犯罪发生的条件长期存在、缺乏应有的司法独立运作体系等。因此,有必要通过相应机制的完善、构建来摆脱刑罚在规制涉众型经济犯罪时面临的困境,实现刑罚在预防和打击犯罪中的应有作用。     

论市场经济秩序的治理与政府的“角色”定位

经济秩序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制 ,应首先从政府着手。政府干预越少 ,市场调节越大。政府要用政策杠杆来引导调节 ,主要通过法律实行社会控制 ,而且要建立诚信的政府。     

政府规制社会公益组织的工具选择

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只有通过适当而合理的规制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行政法研究中并未予以真正关注。目前分析我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已经由之前单一的加强和规范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转变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并重的双重规制目标。实现该规制目标,需要从传统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转变到侧重使用激励型规制、信息规制、协商性规制、自我规制等规制工具。社会公益组织营利性经营行为的规制案例,对探讨政府规制形式的具体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行使问题

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行使应当既要符合自身特点,也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还应与政府的规制行为相协调。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实现需要自力保障、公力保障和社会力量保障等多种保障途径。基于行业协会和行业协会市场规制权的特点,要对行业协会行使市场规制权的行为从立法、国家行政权、诉讼及社会力量等多角度进行控制。     

行政垄断及其规制研究

充分而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行政垄断凭借行政权力分割市场,阻碍了全国统一、有序的竞争体系的形成,损害了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鉴于行政垄断带来的极大危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采取综合性的制度性策略,具体可通过完善市场运行法律以营造和谐竞争环境,完善现行《反垄断法》规定,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并通过加强社会监督等方式来进行全面规制。     

论多元化市场规制的机制

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是任何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种经济形态。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的形式。但是，市场经济天然具有其自身的缺陷，比如损害社会公平、降低效率、浪费资源、破坏秩序和弱肉强食现象，必然侵入和渗透到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每一个市场环节、关系和整个市场结构中，为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市场规制体系并实施动态的市场监督。     

内幕交易法律制度研究

内幕交易行为是证券犯罪的一种常见形态 .只有明确法律规制内幕交易行为的价值依据 ,确定责任主体 ,才能建立完善的刑事、行政及民事法律责任制度 ,这样不仅有助于恢复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也可以切实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的公正理念。     

论武装冲突中的公正审判原则

武装冲突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通过审判的方式来进行。公正审判原则规定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也被联合国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所吸收。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独立、公正和正规的审判组织是公正审判的前提,无罪推定原则是公正审判的基础,程序参与是公正审判的保障。公正审判原则不仅能够准确惩罚武装冲突中的非正义方,实现正义价值,还能够起到增加判决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历史权威性的效果,对战争狂热者和右翼分子起到警告和遏制的作用。     

中国政府规制改革目标分析

我国规制改革的目标是规制有度,放松经济规制,加强社会规制;设置合法、独立、公正的规制机构,规制机构受到严格监督;被规者得到有效救济。     

从简帛史料看中国古代司法思想

＂公正＂与＂和谐＂是中国司法传统的核心价值,简帛中体现的司法理念充分表达了这两种核心价值。＂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司法官员戒贪防腐、消除私情私欲、秉公从事司法活动;＂司法和谐＂的理念要求通过一种人道、公正的刑罚手段及＂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来促进社会和谐,并通过一种顺应自然秩序的司法措施最终达到宇宙自然秩序的和谐。     

试论惩治恐怖活动的新罪名

《刑法修正案 (三 )》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 ,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对新增犯罪的罪名表述、构成特征、刑事责任和司法认定等均值得急需研究 ,以便能够指导司法实践。     

对我国行政区划体制宪法争议的思考

宪法对行政区划体制的规定不可能十分详细,进一步的规定只能留给国家立法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行政区划等相关法律时,应遵守一定的宪法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时应有国家法律的授权.这就是法律保留的立宪技术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宪政内涵.中国宪法有关行政区划的规定过于"硬性",在立宪技术上没有采取"法律保留",导致相关的宪法争议.     

论弱势群体的宪法权利及其保护

从宪法学视角看,"弱势群体"系"制度保护不足的宪法权利主体",其宪法权利体系由"自由权"、"社会权"等实体性宪法权利与"请求保护权"等程序性宪法权利组成。弱势群体享有宪法上一般权利主体和特殊权利主体之双重地位,由此而可能发生的"权利竞合"与"权利冲突"现象,须借鉴域外宪法学原理,而透过法律条款作妥适之处理。弱势群体之宪法权利可经由立法路径转化为法律法规上之具体权利,亦可通过"合宪性解释"方式经由"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种路径而予以实现。     

The Anti-Inflation case: the anatomy of a constitutional decision

Abstract.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upholding the Anti-Inflation Act may have been the Court's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since becoming Canada's final Court of Appeal. Whil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wage and price control policy escaped a judicial veto, the Court's decision gave that policy only a temporary constitutional mandate. In so doing, the Court laid to rest, for the time being,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national peace,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power was to be dramatically expanded, but opened up the possibility of fairly easy access to the emergency use of the power in peacetime. By examining this deci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trategies of the parties, we may gain som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judicial review in Canada.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ase demonstrates the limited importance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politics of Canadian federalism. The Court's decision signals that a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s not about to occur, but the decision itself is not the major factor in preventing a centralizing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fact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reflects fairly accurately 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untry. But while the case reveals how political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review can be in Canada, still the end product of the process—the opinions of the judges—continues to be cast in a relatively legalistic' style. The Court may adjudicate constitutional disputes but it is not about to dispense constitutional wisdom. The case also teaches us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and judicial resources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 main lesson is clear: bodi politicians and interest groups will risk losses in terms of long-run constitutional doctrine in order to secure important short-run policy objectives.     

亚洲五国宪法司法制度的比较与借鉴--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蒙古、泰国、柬埔寨王国的宪法司法制度为例

本文对印度尼西亚、韩国、蒙古、泰国、柬埔寨王国五国的宪法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并对我国的宪法司法制度进行分析,希望通过比较和分析,从中借鉴有利于我国宪法司法制度建立健全的方面,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宪法司法制度.     

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民事司法理念更新及制度变革简论

司法理念是基于对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及运作历经长期认识而形成于人的头脑中的价值判断。理念的更新对于司法改革和改革后的司法都至关重要 ,科学的理念是制度变革的前奏和先导 ,而滞后的理念则可能成为良好制度运作的障碍。我国要实现民事司法的科学化、宪法化和国际化 ,必须革新传统司法理念 ,抛弃以往把程序当作工具、将人作为诉讼客体的传统做法 ,以人为立足点并根据现行环境需求来重构适应我们需要的理念家族。“以人为本 ,司法为民”是现代民事司法的核心内容 ,人性化民事司法应体现人的正义、自由、效益、安定等基本程序价值需求。     

诉权——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权利

诉权是一项制度性基本人权,是与公民实体权利密切相关的“权利救济权”或者“请求司法解决权”。它也是一种宪法性权利,相对于基于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而言,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诉权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自主性的特征。     

刑事诉讼法中的决定权适用问题探讨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司法机关拥有广泛的决定权 ,司法机关以决定的形式单方强制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现象 ,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也与现代刑事诉讼原则相背离。针对这一现状 ,我们有必要提出废止和变更决定权 ,使这一问题更能符合诉讼公平、公正的原则。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发展

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对民事诉讼及纠纷解决机制做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向的一次努力。此次修法顺应了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接近正义”理念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更有效地保障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今后的民事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设计的整体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司法各要素全方位的变革。将“诉权保障”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我国宪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宪法最高权威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应体现在实质上。然而我国的宪法权威却是缺失的。缺乏市场经济的支撑，宪法权威失去了经济基础的保障；政党制度可操作性的空白与发达民主政治的缺乏，使宪法权威失去了政治层面的维护；思想上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薄弱，无力支撑宪法权威；在法律层面上，违宪审查制、司法实践中的回避更进一步将宪法权威与人们生活之间的距离拉远，缺失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