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立法再研究

本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与世界毒品犯罪立法比较。在全面收集和研究国际禁毒条约与世界各国禁毒立法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对毒品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一是毒品犯罪的立法体例;二是毒品犯罪的刑事管辖;三是毒品犯罪的罪名结构;四是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五是毒品犯罪的刑罚处罚。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第二部分:中国新刑法典规定的新毒品罪研析。分别对非法买卖制毒原料、配剂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洗钱罪等四罪的概念、犯罪构成和刑罚处罚作分析研究。     

地方性禁毒法规的发展完善方向——以《四川省禁毒条例》的修订完善为例

在禁毒立法上,我国现阶段基本形成了以《刑法》《禁毒法》《戒毒条例》"两法一条例"为中心,毒品犯罪刑事立法、行政法规、地方性禁毒法规相配套的禁毒法律体系。全国性的禁毒法律法规无法涵盖全国各地的特殊情况,无法对毒品违法犯罪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及时回应,地方性禁毒法规大有可为。在地方性禁毒法规的发展完善上,一是做到立法精细化,对《禁毒法》《戒毒条例》规定的禁毒措施进行细化;二是做到立法特色化,结合地区禁毒现状创新规定新的禁毒措施;三是做到立法地方化,为《刑法》中毒品犯罪的解释适用填补地方性知识,保障厉行禁毒政策的落实,依法有效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完善我国禁毒法律法规刍议

借鉴其他国家的禁毒经验 ,我国的禁毒立法可从两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修改、补充现有条款 ,如在从重处罚情节中增加对孕妇保护等条款 ,详尽毒品犯罪的下游犯罪即 :洗钱罪的立法 ;二是增设非法提供、运输、制造、贩卖制毒设备罪。     

毒品犯罪立法再研究

一、中国与世界毒品犯罪立法比较 毒品在世界范围泛滥成灾,毒品犯罪成为当今社会全球性的严重犯罪,极大地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已引起各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因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加强禁毒立法。据介绍,世界上已有数十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禁毒法或者在刑法典中专门规定毒品犯罪。中国在1979年刑法典有关毒品犯罪的规定和《关于禁毒的决定》(以     

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共犯与教唆个犯

在我国刑事法律当中,有多处关于犯罪的教唆行为的规定,如刑法第26条:“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18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2条:“传授犯罪方法,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2条第4款:“利用、教唆朱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从重处罚。”第7条第1款:“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同条第3款:“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     

对设立吸毒罪的设想

全面禁毒是我国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所采取的一贯立场,现有法律已将为吸毒者提供吸毒场所的容留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非法持有毒品的目的之一是非法消费毒品,法律也规定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吸毒行为也规定为犯罪,就会失去法律规范内部的协调统一,也有悖于运用刑罚全面禁毒的立法精神。从反毒品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把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反毒品合作,促进国内的全面禁毒。     

贩卖毒品罪的认定与处罚

贩卖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的一个基本罪名，也是在禁毒斗争中经常适用的一个罪名。修订后的刑法吸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在刑法中规定了贩卖毒品罪。本文根据修订后的刑法规定，对贩卖毒品罪的认定与处罚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贩卖毒品罪概况：贩卖毒品罪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非法销售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贩卖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毒品制造出来以后，必然通过销售来实现其价值并赚取巨额利润，而吸毒者大多也要通过购买毒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毒品的贩卖是毒品…     

对禁毒立法工作的思考

《禁毒法》在立法方向上应当归属行政法律部门,将调整对象放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禁毒工作的空白处,刑法、刑诉法已经予以规定的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内容不宜再纳入《禁毒法》,而应统一于刑法和刑诉法,坚持刑法和刑诉法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主导地位。我国禁毒方面的法律规范与司法解释、政策文件较多,清理并整合这些条款,使不同阶位的禁毒规定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立法活动。     

武汉市毒品问题和禁毒工作略论

在历史上,武汉市的毒品问题经过了:流入、泛滥到禁绝,再到死灰复燃、迅速蔓延三个阶段,目前武汉市毒品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一)起步晚、增长快、副射广;(二)涉毒人员呈“三多”、“两化”:(三)毒品犯罪种类单一:(四)贩毒手段越来越狡猾,武装贩毒已现端倪。针对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武汉市不断加强禁毒工作力度,首先,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逐渐形成了禁毒工作综合治理的局面:其次加大禁毒宣传力度,增强了全民禁毒意识:第三,禁毒立法逐渐完善,初步形成体系;第四,加大禁吸戒毒力度,戒毒管理工作日益规范;第五,坚持严打方针,缉毒工作成效显著。     

中国的禁毒体制及禁毒面临的新问题——关于禁毒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是深受毒品危害的国家,一直致力于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通过政府禁毒和民间自发的禁毒形式,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禁毒体制。随着我国吸毒人数的逐年增加,吸毒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整治吸毒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立法层次也越来越高。2008年6月1日生效的《禁毒法》重新调整和布局了我国的戒毒体制和模式。禁毒政策是政府对于毒品问题的一系列调控准则,包括禁毒政策的制定、适用和执行等基本方面。中国禁毒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众多因素影响,当前还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对此,越须有清醒认识,并在禁毒工作逐步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我国注重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积极开展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活动。同时,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对刑法功能的定位不准确,形成了一种对刑法的依赖心理,“严打”色彩比较浓厚。为此,应当坚持现有禁毒方针,树立毒品犯罪只能控制而不能消灭的观念,逐步确立以社会立法为主的禁毒法律体系,要更加注重控制毒品犯罪的实际效果。从目前滇西南运输毒品犯罪的情况看,人货分离运输毒品案件比重迅猛上升,毒品犯罪的手段更加隐秘,延伸破案较以往困难,公安机关涉毒案件破案率也有所降低,为此,必须以强有力的手段规范客车运营和托运秩序,堵塞制度漏洞,及时遏制滇西毒品运输入境势头。     

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研究

刑法第356条设置了针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但该条款却一直为刑法理论界所诟病,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不仅表现在对其性质问题、适用问题的争议较大,而且还存在难以实现重点打击、难以走出法律适用困境的立法缺陷。对此,应从排除对轻罪再犯从重处罚、排除数罪并罚条款适用和排除一般累犯条款适用等三个方面,实现对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的立法完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未经处理”之含义考探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的"未经处理"只能解释为"未经刑事处罚",将非刑罚处置措施、行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视为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处理方式是缺乏法律根据的。但是如此解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使得刑罚过于严厉、影响刑法用语的统一性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非刑法解释所能为之,只能够通过刑事立法予以解决。     

国外刑法典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考察及启示

目前,食品安全犯罪问题可以说是刑法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中,对它的犯罪性质、构成要件和刑罚结构观点各异。我国在今后的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修改工作中,应将其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利于分则罪名分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尽快纠正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过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相关规定,应进一步细化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对象与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尽快研究制定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措施。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呆护与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选择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严厉的刑罚惩治还是人性化的轻刑化、非刑罚化处理, 就实证效果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主张,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宜采取轻刑化和刑罚严厉化两极化的刑事政策,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实现综合治理。     

论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对法定刑模式的要求——以抢劫罪为实例的研究

在中国刑法规定中,不但规定犯罪的基本行为,同时规定犯罪成立的量的要件,后者即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这种立法模式有积极价值,也有消极影响,甚至带来多罪刑阶段加重减轻事由与法定刑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要解决有关问题,应该在法定刑上运用多罪刑阶段之间的交叉式规定模式,并在立法技术上体现出立法公正的要求。     

涉黑涉恶型套路贷犯罪刑法治理的负面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套路贷"作为一种分工明确、隐蔽性强、社会危害大的犯罪现象,被纳入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范围予以严厉打击。工作开展以来,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取得了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阶段性成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套路贷相关犯罪的打击也存在负面溢出效应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以套路贷取代特定犯罪构成要件;因套路贷而被定性为涉黑涉恶,不当扩张处罚范围;因"套路贷"或"涉黑涉恶"标签而被过重处罚。对此,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严格把握"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构成要件,并因案制宜地考虑可否以其他更适合的罪名进行认定,从而尽可能消除存在的问题。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论量刑均衡及其实现路径

刑罚目的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层面刑罚的正确适用,即量刑均衡的实现。量刑均衡是建立在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审判机关在适用相同刑事法律的背景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类似的犯罪案件,作相当的刑罚裁量,对同等犯罪科处同等刑罚,对类似的事件作出相同的裁判,以保持刑罚稳定和罪刑相适应。但刑事司法裁判中量刑失衡问题颇为突出,危害到了刑罚正义的实现和社会公众对法律应有的信仰和敬畏,妨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因此,必须从立法、司法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量刑失衡问题予以解决,从而最终实现量刑的均衡。     

浅谈反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

面对恐怖犯罪的威胁 ,国际社会十分重视对恐怖犯罪的惩治。本文介绍了国际上惩治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 ,同时对我国反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反恐怖活动的立法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