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关于公共管理主体的边界及其互动——政社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公共管理指公共管理主体整合社会资源,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公共管理的两大主体。确立主体地位的关键在于划分主体的权责边界,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边界应在二者的互动中逐渐明确,而合作是互动的最主要形式。加强政社合作,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社关系,应当以政社分开为切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抓手,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分离中合作、合作中共赢",这对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抗震救灾中政社合作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并且大力扶持培育社会组织,大力提倡政社之间展开合作参与社会治理,政社合作机制在我国正式拉开帷幕。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至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政社合作参与抗震救灾已经屡见不鲜。然而由于政社合作不成熟,政社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在数次的抗震救援过程中,频频发生因志愿者盲目进入灾区而导致的交通堵塞、政社分工不清导致的救援真空和救援重叠等问题。鉴于此文章总结我国数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政社合作面临的困境,并结合提出了重构我国政社合作的现实路径。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职能让渡与承接：政社关系调整的着力点

构建合作互动的新型政社关系,必须将着力点放在职能让渡与承接上。关键是两个领域：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利益与风险比较的结果。政府职能让渡方式具有多样性,如委托、归还、购买等。改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提高政府能力是推进政社关系调整的重要条件。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政社分开的逻辑进路

政社分开改革意在从源头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链条,然而在某些地方政社分开改革后却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腐败和社会组织滥用职权腐败等新的问题。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为政社分开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重要课题。随着政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法规和政策中腐败治理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由于腐败的错综复杂环境以及与各领域高度关联性,使得法规政策制定名目繁多,却出现"制度重复""制度冲突""制度无力"等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因此扭转这种困境的路径就是分步化解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软肋,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支撑,以及全面深化政社分开中涉及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构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科学体系。     

社会转型期社区管理的体制性矛盾及对策思考

本文阐述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中存在的体制性矛盾:单一行政化管理主体与多元化管理要求的矛盾;社区管理中“条”与“块”之间的矛盾;组织职能上的“政社不分”、“政社混淆”矛盾。以及构楚社区管理新体制的对策思考:逐步构筑“强政府、大社会”有机结合新体制;着力构建“两极政府,三级管理”的新机制。     

协作治理视域下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

社会大扶贫格局形成的同时,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协作扶贫存在着角色尴尬、政社行动意愿博弈、参与环境不足及公共服务提供碎片化等问题,影响了政社互动协作的扶贫效果。协作治理理论为精准脱贫当中政社协作碎片化困境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契合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治理的工具要求。当前继续完善政社协作体系,加强政府在协作中的主导作用,增强社会组织在政社协作中的协同作用,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水平,是有效解决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的有效方法。     

政社互动：社会管理创新格局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政社互动是社会管理创新格局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它的哲学基础是交互主体哲学。政社互动能够加快推动城市管理向多元共治、规范治理和合理共识转变。完善和创新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公民达成理性共识的能力建设是实现城市管理政社互动的有效方式。     

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基于杭州市计生宣教模式创新的探索

以杭州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的现实障碍为出发点,分析杭州市计生宣教模式——"政社合作"的创新探索。通过制度嵌入和网络重建为民间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建立平等和自主互动的制度关系模式。     

新加坡政社互动的社会管理经验与启示

"政社互动"被公认为社会管理的有效方法。新加坡将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通过广泛吸纳民意实现科学决策、建设基层组织促进社会参与、依托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形成了政社互动的社会管理机制。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实施政社互动的社会管理,新加坡在此方面的成功做法具有启示价值。     

合作治理中的政社关系与角色期待——以顺德为例

以调整政社关系为重要政策目标的政府职能改革,为政府与社会组织赋予了新的角色特征。一方面,在角色设定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重角色设定,容易造成双方在合作治理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与其所具有的权能不匹配;另一方面,在角色期待上,政府对自身以及对社会组织的期待、社会组织对自身和政府的期待等四个层面也会出现冲突。广东省顺德的案例佐证了以上结论。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仍然面临种种挑战。     

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理论背景、现实意义与实现途 径简

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适应新公共管理潮流、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必然要求，是满足多元化需求、提供多种公益服务的重要举措，是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改革创新的战略选择。新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要求，探讨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实现路径。要正确处理社会管理中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提高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健全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管理，优化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环境。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政社关系、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和新途径,正被日益广泛地实践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多个领域,逐渐成为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     

非营利组织的生成路径与发展路径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非营利组织生发范式，既有自上而下体制内生成路径，又有自下而上体制外生成路径。体制内生成路径表现为对政府明显的路径依赖，行政色彩浓厚，导致非营利组织缺乏独立人格和尊严；体制外生成路径则面临资金、人才短缺的困境，导致非营利组织处在“有心无力”的志愿失灵状态及缺乏力量和尊严的困境。为了摆脱困境，获得力量和尊严，非营利组织必须依靠政府的全力支持：一方面需要政府为其提供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推动政事、政社分离；另一方面又需要政府在制度供给、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充分关怀。这就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双赢博弈、非营利组织获得力量和尊严的法团主义之道，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社关系转型背景下的枢纽型治理及其治理结构创新——以上海市J区为例的单案例研究

枢纽型治理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政府代理"形式,代表着政社关系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基于社会治理网络的分析视角,通过对上海市J区枢纽型治理的经验研究,观察到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以及社会的关系模式取决于其在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关系、位置和强度。研究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占据社会治理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并受强弱关系的共同作用。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枢纽型治理结构本质上体现为"政府—枢纽型组织—社会组织"三者间的一种上下双向"嵌套"形态。而这种双向嵌套结构和运行机制不仅具有个案层面的可重复性和可推广性,也可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更深入认识、理解和推进我国当下的政社关系转型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社会创新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形态研究

多元主体合作是社会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的显著特点,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是社会创新的三个组织主体,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以及三方相互间的合作构成社会创新多元主体间合作的基本关系形态。这三个组织主体间跨界及其多边互动伙伴关系构成完整的社会创新合作网络。     

论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社会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外的社会组织治理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有国家无社会的模式。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远未实现政社分开。随着多元利益群体产生,社会结构也已经多元化,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迫切要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新建。政府与多元权力中心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是一种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模式。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市场掌握配置资源的权力,社会掌握自治权力的三元结构,才能形成和谐社会的新格局。     

备案制与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创新

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产生是伴随着单位制度解体、政府管理重心下移以及社区建设的产物。备案制是在中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的登记管理制度门槛过高,阻滞了基层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背景下应运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困境,疏解了公民结社需求与现行制度空间狭小之间的张力,扩展了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实现真正突破的情况下,无疑是我国政社关系向建设型合作关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在登记管理制度上取消双重管理体制,确立"备案注册、登记认可、公益认定"的三级准入和登记管理制度是备案制度发展的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