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农村校车安全管理政策议程的建立——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为例

著名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教授的多源流分析框架是公共政策分析中非常有效的工具,对分析政策议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多源流理论引入我国农村校车安全管理政策议程中,梳理校车安全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机会之窗,指出政府重视、焦点事件以及多方参与等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关注,并最终推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     

“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分析——一种对公共事件催生解决机制的解读

自孙志刚事件起,一系列公共事件通过民众热议而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并导致公共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联系问题界定和政策制定的纽带,在政策过程阶段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基于民众参与程度与议程提出者身份的二维分析法,重点解析了在实践中蓬勃发展的政策议程设置中＂外压模式＂下的触发机制,对焦点事件、媒体和公众、利益团体以及政府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作用和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外压模式＂的政策议程设置的优越性和弊端进行总体评价。     

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机制探究

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在政策议程设定的动力机制方面,定量化问题指标的突变以及定性化焦点事件、危机和符号三者的结合,引发了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在政策议程设定的催化机制方面,官方决策者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发挥明显的效果,公众、大众传媒力量逐渐壮大,"公众+网络媒体"的模式开始对"官方决策者+传统媒体"模式造成冲击。在政策议程设定的运行机制方面,问题则按优先权的建立,通过触发机制以及外部推动模式、动员模式或内部推动模式提上政策议程。     

PPP项目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PPP项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思路选择。研究引入多源流理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PPP项目的政策议程形成逻辑,分析政策制定的内在规律,优化政策设计思路。研究发现:PPP项目的政策议程设置受到"PPP项目何以成为焦点议题"的问题源流、"政出多门的矛盾性及政策共同体多元主张"的政策源流以及"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中介咨询组织和民众的行动差异"构成的政治源流三种源流的影响,并经由政策之窗实现耦合,推动PPP项目相关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研究结论:推动PPP项目健康有序发展,亟需从宏观层面完善法律制度顶层设计、优化政府治理能力、明确风险分担和投资回报机制、强化项目资金的金融支持、培育中介咨询机构、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拓宽民众参与渠道。     

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制定分析

对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模型从溪流间关系、主导溪流和溪流组成部分三方面进行本土化修正后,可以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议程分析的全景式框架。由重要指标的问题警示、焦点事件的知觉触发、反馈系统的双向回应构成的问题溪流和由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地方层面的实践经验、研究人员的政策建议、政策企业家的倡议经纪构成的政策溪流在由国民情绪的浪头推动、执政党意志的强势主导、府内事件的调适促进构成的政治溪流的推动下,相互影响、融合共进,打开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之窗,使《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进入决策议程。未来,抓住"外溢"机会,推动《行政程序法》出台,是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     

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何以进入政策议程?——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有助于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并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多源流理论在探析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内在逻辑上具有一定适用性。平台垄断焦点事件、相关数据和平台反垄断执法现状构成问题源流。已有的反垄断政策、专家学者的建议以及国外平台反垄断的经验构成政策源流。反垄断机构权力日趋集中、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以及公众对平台垄断的日渐不满构成政治源流。“政治之窗”持续开启促成三大源流耦合，从而推动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出台。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议程设置也提供了一些有效经验，如注重政策反馈的积极作用、加强借鉴国际社会政策经验、构建多元化的政策意见渠道等。     

我国异地高考政策的议程设置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尝试对异地高考政策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企业家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发现:户籍制度的规制和"两为主"政策的执行形成了异地高考问题源流;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构成异地高考政策的政策源流;党和政府的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民生的发展理念形成了异地高考政策的政治源流。在"15位知名学者上书事件"的催化下,问题、政策、政治三大源流实现汇合,从而实现了异地高考政策的议程设置和政策出台。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以阜阳奶粉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运用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溪流、政策溪流以及政治溪流三个方面对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阜阳奶粉事件在短期内成为了焦点事件，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关注，但是其危害性、严重性以及影响力相较三鹿奶粉事件较弱。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际舆论和国民情绪对事件的关注加速了该问题的议程，因而，政治源流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权力距”视野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少理论模型在追求自身完美建构的同时却又陷入相互矛盾的窠臼,其原因在于政策实践的纷繁复杂与议程设置的理性主义之间的错配从而限制了理论模型的解释力。从"权力距"视角来分析政策议程设置是一种创新的尝试。"权力距"关注政策议程的存续状态和动态演进过程,是一种向量关系,包括三个因素:触点(政策问题)、动力(利益诱导与群体力量对比)、方向(议程演变的动态趋向)。缩小"权力距"的努力常常受制于客观条件、资源投入、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等诸多因素。为推动政策议程设置,其策略选择主要包括:提高议题倡议群体的影响力、采取联盟战略、利用媒体和舆论、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等。     

政策过程中的议程设置阻力学——“隐蔽议程”现象分析框架

议程设置是一个议题过滤和筛选的过程.议程设置动力学探讨当社会问题具备哪些条件后可以通过过滤和筛选而进入决策议程.而议程设置阻力学则探究社会问题难以进入决策议程的根源.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理论提炼,建构"隐蔽议程"现象的分析框架和议程设置阻力学.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现状梳理与评价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公共政策问题被视为"既定的事实",因此缺少对政策问题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深入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作为政策问题形成的关节点,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政策研究开始向前决策阶段倾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价值、途径、模式的探讨上,而对政策议程与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政策议程设定机制、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现状梳理与评价北大核心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公共政策问题被视为"既定的事实",因此缺少对政策问题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深入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作为政策问题形成的关节点,逐渐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政策研究开始向前决策阶段倾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价值、途径、模式的探讨上,而对政策议程与政策问题构建的关系、政策议程设定机制、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政策议程设置:演变、机理与“互联网+”新样态

政策议程设置是决策的首要环节,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影响。伴随新中国政治社会变迁,政策议程设置对外部环境产生适应性协变,经历了从政治权威全能模式到"中心—边缘"模式再到网络散点化模式的演变。"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之窗,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承载和周延性扩展,出现了虚实耦合共动、开放化、去中心化和泛在化等新表征,也面临着外溢效应加剧、误判风险和不可预见性增强的现实挑战。未来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应当基于现代化价值和规则,实现共生关系分歧消解与逻辑自洽,走向动态稳定、互惠包容与责任协作。     

大数据背景下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的关键一步。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按照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及三源流耦合的顺序,简要分析了在实际议程设置中,三种源流可能产生的政策供给滞后于公众需求、方案不兼容导致碎片政策、决策者遮蔽次要施政需求和政策执行困难被责令废止的负面问题,并在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大数据的发展理念和成果,通过媒体触发、数据驱动、俯听民意、加强评估等手段对负面问题进行规避和解决,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思路。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行动者与行动策略研究——基于G市P区垃圾焚烧厂选址的个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分析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环节中的行动者与行动策略，可知从政策议程设置中探索扩大政治参与，容纳不同利益主体，打破封闭的政策环境，推动政策议程的民主化的方式，无疑会对解决中国当前各种公共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公共政策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的探讨

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设置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的效果。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精英政治体制,因此政策议程往往以政府议程为主导,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现状已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新的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势在必行,本文提出了两种公众议程设置模式,即正式途径模式和非正式途径模式。     

议题、权力与被颁布政策的走向——基于“政策夭折”现象的分析

为何有的政策在被颁布后会相对顺利地走向执行环节,而有的政策在被颁布后未经充分执行即告夭折?综合政策科学和传媒领域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发现并运用比较案例方法的分析表明,被颁布的政策触发的议题的突显性及相比政策制定系统处于更高层级的党政权力的干预是影响被颁布政策的走向的两个重要因素。政策议题突显性的高低与类型决定了被颁布的政策进入本质上是系统(公众)议程的二次议程的可能性及二次议程中争论的主要内容,而更高层级权力干预的方向则决定了围绕政策议题可能形成的争论能否进入特定政策制定系统的内部议程并促成其调整或放弃既定政策。     

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多源流分析

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为何迟迟进入不了政策议程?运用多源流理论来分析,问题溪流已经具备,政治溪流正在形成,但政策溪流尚未成型,政策之窗无法开启。未来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最有可能的路径是借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外溢效应。     

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演进与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多元主体互动模式这一新型的议程设置模式开始萌动.与传统的政治权威主导模式和扩大的精英控制模式不同,这种模式下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更具开放性、主体更趋多元化、形式更显多样性,与执政党的理念转变和政府的治道变革具有很强的契合性.从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看,这一模式的生成与发展源于多方面的因素.目前,这种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仍处于形塑期,其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优化宏观治理模式的高度进行审视和把握,努力培育理性的和富有公共精神的治理主体；不断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积极促进多元主体政策博弈能力的协调发展.     

试论构建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策议程的创建对于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意义巨大 ,而大众传媒则是使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 ,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政策议程与大众传媒两者的互动关系 ,对推进政府公共决策有重要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