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文化网络”视域中农村社区治理逻辑研究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模型可以用来探讨当前浙江乐清地区不同的文化网络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制约：宗教文化网络与公共权力间关系无涉,但必须警惕不法宗教可能引发农村社会秩序失范的潜在风险;宗族与家族文化网络专注于利益博弈,并非促进村民自治现代价值的自觉生成,有可能是阻碍村民自治的传统内生要素;基层政权对农村治理制度供给与保障的职能尚未到位,未能创造村民自治的理想环境;基层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村规民约未能实现村民自治价值观念向生活世界的有效渗透,缺乏价值重建的时代功能。     

当代姓氏单一村落选举之探悉——以庞家店子村为例

姓氏宗族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迄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在姓氏比较单一的村落,姓氏宗族的影响更加复杂.日照市庞家店子村的村民选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与宗族有关的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在选举程序和内容方面,姓氏宗族现象对农村选举的影响依旧很大,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弊也有利.应该对姓氏单一的村落的选举问题作辨证的分析,将好的制度和做法巩固下来,在此基础上再不断加以完善.     

持守与衰落:征拆聚变下的村治危机及其宗族救济 ——基于广东J市L村的考察

本文以J市L村为例,通过描述因征地拆迁聚变引发"群体性脆弱"而催生村民"非适应行为",并导致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过程,分析宗族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群体链接纽带,如何发挥其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并嵌构进入农村公共治理场域下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及社会权力的互动,进而强化"群体韧性"而实现对村治危机的救济。本文认为,宗族在救济村治危机过程中能够链接各方利益主体建立起情境化互动机制,并形成高效精干的村治危机嵌入式治理机制,从而以宗亲纽带强化群体韧性有效破除了高风险状态下村民原子化利益追诉的无力状态,同时也有效消除了利益诉求低效甚至无效状态下村民采取暴力抗争、身体抗争等"非适应行为"而进一步恶化局势的隐患。与此同时,宗族力量依其历史境遇总结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并形成与制度化权力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治理过程的基本逻辑,从而根据情境判断做出对于农村公共治理持守与衰落的角色转换。     

村民自治：处理好三重关系是关键

村民自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从法律和国家政策层面普及到农村政治生活中,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是一种尚在成长中的新制度,要使农村接收和消化这一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将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转换为现实,还需要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本文认为,促进村民自治的发育成熟,处理好村两委、乡村及村委和村民关系是关键。     

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模式的探索

新农村建设中应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与规则,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与模式,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应当在充分认识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系的基础上,准确领会村民自治的完整内涵,并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况对村民自治制度加以完善。福建省部分地区正在实行的“户代会”制度,不失为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模式的一种有益探索。     

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与乡村反腐

村民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农村的一种形式,但由于民主监管不到位,农村村级腐败愈演愈烈。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对解决农村腐败的方式起到了良好作用,但有些地方的两公开逐渐流于形式,没有得到实质的执行。针对这种问题,加强廉政建设、村级干部素质教育以及普及农村村民民主意识等成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亟待加强的内容。     

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上的努力。村民自治,是中国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要发展良好的村民自治,关键之一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安排。因此,系统分析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具体规定,着眼于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分析其存在的缺陷,提出修改思路,是在制度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微观保障。     

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研究——以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一直是党和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完善农村村民自治需要做好如下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乡镇与村及村"两委"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理财为主要手段的民主监督制度;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正确的村民自治观.     

村民自治中的协商民主:功能与价值

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三十年来在以选举民主为基本框架下的村民自治制度,释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动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是,村民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农村社会多元利益格局逐步形成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平等参与、共同协商为特征的协商民主对于完善选举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解决村民自治"四大民主"困境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价值,必将有助于推动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与有效实现。     

村庄派系的缘起、演变与功能——以浙江成化村为例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村庄经济不断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传统派系不断向现代利益派系演变,进而形成了村庄派系的新格局.在新格局中尽管村庄派系活动产生了一些负功能,但其有着重要和明显的正功能,所以村庄派系是农村不可缺少的非正式组织.     

浙江畲族宗法制度初探

浙江畲族宗法制度独具特色,表现为畲族妇女在宗族、家庭中的地位较高,畲族家法族规以训诫为主、惩罚为辅,畲族婚姻礼仪中保留了古代婚俗的特点。它既存在着维持畲族的生存和繁衍,维护畲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畲族经济发展,有利于畲族村民自治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作用。     

我国村民自治积极探索中的困境及成果

村民自治在推行过程中丰硕的成果,诸如“海选”、“村名公决”、“预选”、“两票制”等制度创新,新的法律的推行包括“大学生村官”等政策扶持,使得村民自治的推行前景广阔。但是,农村强大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挑战、以及如何处理与村党委和乡镇政府的关系等都是村民自治面临的难题。     

论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重庆市C县G镇宗族势力实地调研分析

经过实地调研及访谈宗族势力比较突出的重庆市C县G镇的部分镇、村干部及村民,发现宗族势力已经成为影响制约村民自治进程的一大消极因素.宗族势力对村委选举的影响和对村务的干预现象,既有基于维护家族私益的内部根源,又有基于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力弱化的外部根源.要限制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就要推进城镇化进程,逐步削弱宗族观念;实行村务公开,防止宗族操控村务;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保障村民民主权利;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铲除宗族势力生存土壤.     

试析我国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

产业集群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区域创新体系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两者存在必然的联系。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区域创新体系。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必须加快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有效结合,提高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当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与村民民主自治发展研究

我国村民民主自治发展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农村的公民意识与村民民主自治的辩证关系去思考。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以促进村民民主自治基本途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农民公民意识培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完善,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提供政治和制度保障;农村风俗习惯的革新,培养新的乡村精神,以便为农民公民意识培养提供精神动力;发展农村各种教育,为农民公民意识培养提供文化素养基础。在此基础上,促进村民民主自治发展研究。     

湖南A县第八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证研究

通过对湖南省A县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调查,发现在选举中存在诸多问题,如选举程序不完善,村民民主法治意识淡薄,投票热情不高,部分干部工作责任心不强,贿选问题严重,宗族势力干扰选举等。尝试性地提出了完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对策及建议,以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改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现状,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积极参与选举,以正确的态度去参与选举,提高村民的法治理念,规范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程序,实现基层民众的自我治理。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在乡村政治中的博弈

在国家行政化高度整合机制发生裂解和转换之后,村民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重新借重血缘群体的力量,家族在村落成员的各个层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村民自治是一种政府体制安排,但这种政治形态根植于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也受到了农村经济制度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因而我国乡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既可能产生冲突与紧张,又可能相互制衡甚至达成均衡。     

农村社区警务机制改革与传统社会控制资源的融合——以西峡县公安局农村警务室建设为视角

中国古代农村地区的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是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国权不下县＂,农村居民实行＂官督绅办＂的自我管理。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社会控制模式走了一条＂国退民进＂的道路。西峡县公安局农村警务室建设的特点在于＂有增长改革＂和＂大学生村官进入警务室＂,较好地完成了国家强制力和村民自治之间的融合与对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社会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