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学术研讨会将于2012年11月3日在京举行

2012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中美关系时值美国总统大选而面临种种新的不确定性,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迅速恶化,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紧张升级，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性质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更应坚定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东北亚外交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来临之际,中国的东北亚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动荡和调整的新时期。由于朝鲜领导人更替,地区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脆弱,东北亚政治安全环境趋于敏感;由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升温,朝鲜半岛军事对抗事件频现,美、日、韩进行系列军演,东北亚军事安全环境趋于紧张;由于东北亚各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势头,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速,东北亚经济安全环境趋于积极。鉴于东北亚安全环境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东北亚外交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东北亚外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首先,中国的东北亚外交要以地缘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地缘政治正向发展。其次,中国要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未来六方会谈机制化在组织体制、组织成员、惩戒机制等方面要有新的思路。最后,中国要推动中国倡导的多边制度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在东北亚的兼容共存。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折冲樽俎 老成谋国——“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综述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各与会专家就“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关系的新形势与新匆匕战”、“东亚安全形势与中日关系的新挑战”和“中国的应对之策”等四个议题报告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中国应对形势变化的策略等问题，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与会专家认为，首先，维持当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在未来取得更有利的博弈地位。其次，尽管摩擦和冲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持续存在，但中日美之间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通过折冲樽俎而非兵戎相见的手段谋取利益，是未来中国对日、对美以及应对周边态势的政策立足点。最后，科学划分中国的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及一般利益等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是确保政策有效性、可持续性的基础。     

论“台独”的缘起与嬗变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视讯方式向日本“世界台湾同乡联谊会”传达出他对两岸关系定位的基本主张“一边一国论”,并抛出其对解决台湾前途招术“公投”,此后,陈水扁利用执政地位处心积虑地图谋推动“法理台独”,在今年台湾选举期间,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公然提出了以“制定新宪法”为核心的“台独时间表”,两岸关系被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因此,从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角度入手,分析台独倾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对探索打破两岸僵局,制约台独倾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评析

新指针是日美实质性修改 6 0年安保体制的标志。新指针由于将我国台湾地区纳入其“周边地区”范围 ,违反了国际法和《中日联合声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干涉我国内政 ,因而是非法的 ,也应是无效的。新指针的出台为日美利用台湾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提供了“法律依据”;助长了“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 ;加大我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但中日美三国并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全面战争 ,为此我们应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要有适当的灵活性。     

印日关系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及战略共识——兼论印日关系发展中的中国和美国因素

近年来,在亚洲地区大国关系的发展中,印日关系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特别是2006年印日宣布建立“全球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层面的交往日益拓展,程度日益深化.而对于中国日益崛起的共同担忧,以及印美关系的接近,又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美日同盟的加强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影响——“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与亚太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纪要

美日同盟的加强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影响——“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与亚太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纪要苏浩１９９７年秋季，“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正式公布，使历时三年的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告一段落。这一事件引起了亚太地区各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美韩非对称性同盟对朝核困局影响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朝核问题是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一直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并且,由于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以及该地区的大国安全博弈,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长期以来,韩国将美韩同盟视为朝核危机发酵期的安全保障,同时,朝鲜亦因美韩同盟的持续强化而极速推进核武力建设,最终导致朝核危局愈演愈烈。应当说,朝核危机与美韩同盟两者间已互为因变量。然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战略指向不仅是半岛无核化,更主要的战略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体系服务。因此,“美主韩从”性质的美韩同盟会使韩国本身的战略指向发生偏移,最终,非对称性质的美韩同盟可能会成为阻碍半岛和平繁荣的关键因素。     

对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

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没有卷入世界战争及外部入侵的危险,但卷入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加大;虽然陆地上总体比较安定,但海洋方面面临的问题增多;虽然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没有多大的变化,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今后10年,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将加剧中国卷入冲突的可能;中国与各大国之间战略博弈会加剧,中美的分歧与矛盾仍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传统安全问题基本平稳,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位将得到提升。为此,中国需要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加强同各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安全合作;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     

2005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评述

2005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介绍了美国的安全环境、战略目标、实现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手段。该报告对安全形势的评估比较冷静和现实;初步汲取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教训,认识到美国的能力单独对付全球安全挑战是不够的,需要与盟国和友邦合作;开始重视预防性措施,但依然坚持先发制人的战略选择;突出反恐的中心地位,提出反恐斗争胜利的关键是摧毁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撑;为应对新的战略环境,美国正在向全球性调动和部署军事力量的态势转变;仍旧以两手应对中国的崛起。     

2005年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2005年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大国关系调整加快;国际秩序主导权斗争激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危害加深;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数增多;两岸关系开创了崭新局面。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外交与安全工作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及思考

周边环境对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周边安全战略的制定就是对于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宏观筹划。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期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作了重大调整,即从维护和巩固政权,发展到服务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来。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在未来周边安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增进与周边邻国的相互信任,有效解决与邻国的争端,积极参与周边热点问题的解决,构建与周边主要战略力量的建设性关系架构。     

“东突”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东突"问题已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自身利益至上,在"东突"问题上的战略考虑则涉及反恐、美中关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其不同需求之间存在冲突,由此也导致美国"东突"政策的模糊和多变,并在诸多层面上影响到"东突"问题的解决。虽然美国因素会继续在"东突"问题的发展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鉴于一些条件的制约,美国会对"东突"活动的支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TPP的政治化与中国崛起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太平洋国家间的一项着力于经济事务的议题,但它自然地具有一定的政治向度。美国参加TPP后掌握其主导权,逐渐使之显现出了政治化的趋势,成为配合美国近期战略调整的工具。这对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安全地位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挤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正当利益和正常战略空间。虽然存在政治化的需求,但在政治向度上的进一步深化使TPP面临着许多困难。尽管中国是否参与尚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现阶段对TPP应积极关注、冷静应对、适当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