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

立法的首要追求是正当性,只有具备正当性的立法,才有资格称得上是良法。那么对犯罪人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刑法,其设立必然追求正当性。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主要有:刑事立法正当性的基础是刑事立法权源和立法程序的正当,刑事立法正当性的保障在于排除政策因素对立法的作用,刑事立法正当性的根本在于目的正当。而刑事立法目的正当又表现为:刑法对生命安全等合法权益的保护多于报应;刑法应顺应伦理且引导民意;刑罚效果不可偏离立法初衷,坚持罪刑适应;刑法应限制国家权力,闪耀人道主义光辉。     

我国刑事政策对刑法立法的影响

晚近刑法立法表现出的泛刑主义与预防主义刑法价值观,引起不安.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我国刑事政策从替代刑法立法、决定刑法立法到指导刑法立法的历程,以展示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立法之经验和教训,并警惕刑法立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刑事政策价值远未充分实现即倒向惩罚犯罪压倒保障人权之倾向.     

我国刑事法治的又一重大进步——解析《刑法修正案（八）》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涉及对我国《刑法》总则的修正，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次性大幅度取消死刑罪名，弥补刑事立法中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空缺，强化民生的刑法保护，确立和规范了一些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将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新刑法施行后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与适用问题探讨

土地附属刑法亦称非刑事法律中的土地刑法规定,它是对刑法典的有益补充,是我国刑事立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法已经开始生效施行,无疑,这对于打击土地犯罪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新刑法未就原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适用问题作明确的规定,而土地附属刑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某些规定与新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使用起来有所不便。很显然,这一状况对新刑法与土地附属刑法的执行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避免、消除实际上的混乱,本文拟就其适用及其效力问题作些探究。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对刑法第20条中“行凶”一词的质疑

修改后的刑法确立了公民“特殊条件下的无限防卫权”，这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但是，刑法将法律意义十分含混的“行凶”也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的实施范围，将给其适用带来相当的困难；又由于法律具有指引和评价的效能，对“行凶”实施无限防卫权规定的严重负面导向作用，决不可低估。由此可见，“行凶”规定是刑事立法中的重大疏漏，必须尽快通过立法解释加以弥补，或废除其适用和效力，或限定其内涵和外延。     

论法国生物科技犯罪规定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启示

法国刑法有关生物科技刑事立法的规定具有体系相对集中，应对范围广泛和防治措施严密三个鲜明特色。我国刑事立法需要通过调整刑事立法归属、严密刑事法网和拓展刑事处罚范围来完善现代生物科技犯罪的立法规定。     

对强索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研究

盗骗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已经进入刑事实践和刑法理论的视野，而强索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尚未引起刑事实践和刑法理论的关注。基于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强索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惩处不是刑事立法问题而是刑事司法问题，应直接按照现行刑法的相关条文时强索网络虚拟财产行为予以定罪。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主要是观念守旧、宣传力度不够，器官移植相关立法及刑法解释工作滞后。行政刑法与刑事刑法衔接不当。应完善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一是在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二是利用刑法中的已有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民族法文化视野下的刑法解释目标

在刑法解释目标上，主观解释论虽然对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至关重要，但它不仅不利于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会加刷二者之问的冲突；客观解释论虽然可能使刑法解释偏离刑法立法，进而削弱刑法立法对刑法司法的制约，但对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因而，就具有丰富的民族习惯法实践且法治贫困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而言，在刑法解释目标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为主，主观解释论为辅”的综合解释论。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论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原则

刑法是以必要的自身之恶实现其理想,实现其自由保护和秩序保障的根本目的,因而在创制刑事法规时必需注重其合理性.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是指刑事立法活动所创制的刑事法律规范要符合刑法理想的要求、符合刑事立法基本规则.符合刑法理想的要求属于实质的合理性问题,符合刑事立法基本规则属于形式的合理性问题.     

从刑法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考量绑架罪的修正

作为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回应，《刑法修正案（七）》一改过去只强调入罪、强调提高法定刑的做法，而注意出罪和入罪、提高法定刑与降低法定刑相结合，对绑架罪进行了修正。从刑法对法益动态保护机能发挥的视角观察，绑架罪仍存在进一步完善余地，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如何刑事立法如何走出个罪，实现类型化的刑法保护进行了探讨。     

反思刑法保障法

传统理论认为,刑法性质包括阶级性质和法律性质。目前,法律性质是保障法,但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看尚难成立,并与刑法谦抑性、超立法原理与刑事立法的区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分离、刑法与刑法规范的界分、刑罚的契约性、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野、空白罪状属性不合。而刑法的事先性已显端倪。     

刑法第八次修正案要点综述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涉及刑法总则，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修正案。就刑法本身而言，本次修正使我国的刑法体系更加完整全面，刑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得到了更加充分、切实的贯彻和体现。     

从环境刑法法益的角度谈环境刑法的完善

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环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在绿色文明时代,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之中外比较分析

中西方对刑事政策概念的认识和界定是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及社会环境背景下展开的。西方刑事政策完成了由古典刑事政策到现代科学刑事政策的转变,并向广义的社会政策转变,走出刑法的圈子获得了独立并超然于刑法之上的地位,是基于形而上抽象思辨的作为价值的刑事政策;而在中国缺乏这种价值上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作为具体的刑事政策先于刑事立法出现,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替代着刑事立法,直到1979年刑法出现后,才作为刑法位阶之上的政策指导刑事立法。二者关系随着法治发展逐渐复位到较合理的状态,中西方刑事政策间也具有一定共性,批判的借鉴西方思想,对于理清中国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及其与刑事立法的应然状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