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而且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了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认知。国际体系对中国各种参与实践的回应,推动了中国新身份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不断通过反思和创新,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由此,在"参与实践"、"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文章将实践重新置于本体论的地位,实践生成话语和认知、造就身份和规范的本质属性,正是参与实践塑造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联盟实践与身份承认:以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是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依托自上而下社会化理论的阶段论分析,虽然有助于直观地理解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变,但是其所推崇的“教”与“学”模式不足以揭示双方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对于体系外国家获得国际社会新身份的描述是突发式的,即从体系的反对者或规范的反对者突然转变成为规范的学习者,这种分析视角过于简单.在“实践转向”的启发下,依据“参与实践”理论,可以突破结构—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强调实践的情境性和即时性,重视“惯习”的作用和施动者的能动性.联盟实践将联盟视为一种国家实践,在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过程中,联盟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但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与第三世界形成了密切的联盟,还在国际组织层次与教科文组织形成了松散的联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活动,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强化了自身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实践活动的展开,这种联盟实践也为中国再造身份创造了空间.联盟实践不同程度地确保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乃至价值承认.     

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

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巨大变迁,是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的事实.它需要我们转换研究视角,将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分析转换成自下而上的过程性分析,也就是转向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实践主体不断在参与实践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新的身份,并反过来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其中实践逻辑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化的方向和结果.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然以学习和遵约实践为主要特征,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共有知识和共有身份的形成.同时,中国的参与实践也带有自身特性,表现出整体主义、协调主义和常识主义三大特征.     

想象的共同体身份——金砖国家主流媒体涉华话语分析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合作也在向机制化方向发展.文章力图探究在世界体系转型的当下,金砖国家在自身发展及合作机制化的过程中,对中国呈现何种认知和态度,是否与西方存在差异；其在何种国际框架下审视中国,是否给予中国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金砖概念的强化是否影响金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中国在这一话语转型过程中的对策.鉴于主流报纸话语的重要影响,文章从俄罗斯、巴西、印度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入手来进行涉华话语分析.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独奏抑或共鸣:全球议题合作中的金砖国家——以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为例

自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至今,成员国协调立场、凝聚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代表,在全球性议题领域展开合作。但是,由于五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的差异性,关于金砖国家在全球性议题领域究竟是只可"独奏发声"还是能够"和声共鸣",始终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因此,本文采用投票一致性指数系统考察了1976—2016年五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整体投票一致性情况。结果发现,虽然金砖国家的投票一致性高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平均水平,但与七国集团相比始终差距明显。本文认为,整合集体身份、完善协调机制以及提高议题设置能力,是金砖国家"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有效路径选择。     

主权规范传播与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基于国际规范传播的翻译实践视角

国际规范传播的社会化理论强调文化匹配是国际规范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前提,而对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的国际规范传播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以社会学的"行为-结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从国际政治的语际性、国际规范传播的跨文化性和翻译实践的文化融合性这三个前提出发,提出了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追踪翻译实践参与主权规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研究发现,在近代中西方国际秩序观存在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冲突,造成外来新规范与本土原有规范出现文化不匹配的背景下,为了重新界定身份以融入西方以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作为翻译实践的不同文化取向,归化策略的运用促成了主权规范的本地化,异化策略的运用则促成了主权规范的社会化,从而实现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的近代主权观。     

情境结构、实践施动与金砖国家的合作进程

金砖国家的合作进程从初始到逐渐制度化展现出较强的实践性和过程性,然而,在成员间始终存在各种矛盾和利益纠纷的情况下,金砖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够超越差异,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又是什么因素驱动这一合作进程的深化和发展?学界虽然对此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都没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金砖国家的合作进程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实践。金砖国家作为互动行为体之间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断采取共同实践所建构起来的实践共同体,实践施动是其中的主导动力因素,其合作动力来自情境结构与实践施动相互作用下的实践进程。     

金砖框架下中国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国家抱团组成的金砖国家是全球发展的一个新亮点.它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金砖国家体系或将成为中国通往非洲的新航道、抢占国际话语权的新话筒、促进经贸发展的新平台、开辟国家合作的新模式和探索全球治理的新方案.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发展的重心问题、金砖国家体系的领导权问题、“中心外围”型经贸关系问题、意识形态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原先参与的国际组织对金砖国家体系凝聚力的冲击等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防范风险.     

金砖国家与“保护的责任”

"保护的责任"与金砖国家的兴起是当前国际秩序变动的重要表征。金砖国家在"保护的责任"理念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金砖国家对"保护的责任"有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对第三个支柱中的强制性干预持怀疑态度。金砖国家对规范建设的审慎参与促成了"保护的责任"的稳妥发展与适当调整。同时,在叙利亚危机等问题上,金砖国家的立场也存在微妙差异。中俄对于制裁及强制手段的反对更为明确,而印度、巴西和南非的态度则相对灵活。这是由各国不同的秩序理念、现实诉求以及外交能力所决定的。金砖国家对"保护的责任"与国际强制干预的保留态度还将继续,但不应将其简单视作阻力,巴西提出"保护过程中的责任"等努力显示,金砖国家有可能在"保护的责任"的演进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     

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进程中的身份变化——基于“实践”进程的分析

中国在参与WTO进程中,身份在发生变化.从“复关”到“入世”的15年谈判实践进程,使中国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拥护者,从多边贸易的“体制外”成员转变为“体制内”成员.入世之后,随着对WTO活动的全面参与,中国逐渐从WTO体制的被动履约者向积极建设者身份转变.     

区域安全合作研究的建构主义范式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研究范式,建构主义为分析区域安全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建构主义包括国家利益论(国家身份理论)、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国际体系转换理论以及安全共同体理论,与此相对应,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区域安全合作问题也包括四个部分,即区域安全合作中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区域安全合作发生于其中的国际体系结构、区域安全集体认同的形成以及安全共同体理论对区域安全合作的解析。     

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实践创新

国家建设理论范式是二战结束后指导新兴独立国家的一种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先后经历了国家构建理论统治时期和国家能力理论统治时期,并在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分别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南。这两个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把国家建设狭隘地理解成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一系列维度上的量的增长,而没有把国家建设理论范式推进到以国家能力"质"的提升和以"治理现代化"为理论核心的更高的国家成长理论发展阶段。为了彻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难题,需要树立"国家成长"的理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视域下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路向

本文立足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这一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作为理论逻辑起点,探寻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本文认为以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习近平生态治理观所提供的"中国实践",从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的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生态治理系统的推动等方面为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引领,是激发国家生态治理效能的根本之道,因而也将是一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协商民主制度化过程中的生动实践和广阔前景

70多年前,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导演着一场以民主为主题、以协商为途径、以人民意志为核心的"大戏",走向中国民主发展的新实践,初步彰显了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依靠协商民主这一利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并信心百倍地踏上"强起来"的新征程。梳理和探究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推进民主参与、协商建国的生动实践,有助于明晰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并在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展现出协商民主的广阔前景。     

新历史学派、德国实践与我国医疗改革——兼论我国医疗保障改革设想

德国新历史学派是19世纪最主要的经济思想之一,其主要观点在抨击自由经济主义的同时,也为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理论基础。而当今德国的医疗保障实践则是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混合型"医疗保障模式,这充分综合了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势。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和德国实践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医疗改革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我国医改必须重新对政府与市场在医疗保障改革中进行合理定位、明确边界,建立国家主导、市场参与的"混合型"医疗保障模式,市场化或者国家统管的医疗改革方案都是违背理论规律和历史实践的。     

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及其演进

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经历了从早期创建到21世纪合理化与进一步完善的重大转变。二战后，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核心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形成了《世界卫生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1969》国际卫生法律规制体系。经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确立了成员国和WHO对国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通报、磋商及核实的义务，以及WHO采取临时建议和长期建议措施的权力，并引入了及时预警体系和传染病防控成员国纠纷解决程序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治理理念指导下，加强国际卫生法制建设，发展成员国疾病防控能力建设，建立WHO为主导的多维治理结构和传染病防控全球框架公约将是未来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     

黑格尔的实践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对实践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实践辩证法思想中.实践辩证法是其实践哲学的精髓,大体上包含五个主要内容,即思维与意识的对立统一、意识与意志的对立统一、意志与 自由的对立统一、意志自由与行为自由以及思维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在建构实践辩证法过程中,黑格尔不仅探析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而且区分了"实践态度"与"理论态度"两个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实践"的出发点是思维,具体表现为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运动过程,同时体现人类的决定能力与行为能力的统一.黑格尔借助实践辩证法深入系统地解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发生机制以及人类实践遵循的辩证法,对人们认识"实践"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复杂性、人类行为自由等论题具有理论启示,但由于在唯心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黑格尔的实践辩证法并没有将他自己引向存在和时代的现实.     

建构主义视角下"9·11"后美国对伊朗核政策的研究

"9·11"以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矛盾表现为两国文化建构基础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双方所持有的现实主义集体安全观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为主导的康德文化体系与美伊敌对关系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体系的冲突.建构主义在解释外交政策上忽略了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内部因素,这也是伊朗难以纳入所谓的核不扩散"国际规范"的原因.     

实践规律论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说明了研究实践活动规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则在总结社会历史实践与当代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基本规律论的新理论，即关于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规律、实践活动正负效应统一规律和实践活动智体统一规律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