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依法治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依法治村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法治素养较低、人治传统浓厚、行政执法监督缺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在推进依法治村方面还存在着有法可依环节贫弱,有法必依环节脆弱,执法必严环节软弱,违法必究环节薄弱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构建农村立法体系、实施农村普法工程、健全农村执法机制、完善农村法治监督环节等措施,推动依法治村目标的全面实现。     

推进型法治模式下的“关键少数”与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个论断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指向,与中国政党建设现代国家、推进型法治模式及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密切相关。但推进型法治内含悖论,意味着"关键少数"是法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因素,也可能是消极破坏力量。能否抓住并抓好"关键少数",有效规范约束领导干部权力,是检验中国法治发展状况的根本标准与试金石。这里的"抓住",意指充分发挥法治建设中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更指依法有效治权治官,这需要教育之培养、环境之涵养,关键是需要制度之监管。     

浅谈规范民营企业家参与“能人治村”行为

“能人治村”是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途径。本文分析了民营企业家等经济能人，参与“能人治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指出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方面，应适当关注和重视民营企业家参与“能人治村”，采取相应措施趋利避害，并正确引导和规范其相应行为。     

“富人治村”的政治学考量

近几年,随着＂富人＂参选村官的愈演愈烈,持续升温,＂富人＂治村成为了我国基层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富人＂村官的形成蕴含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的发展要求,是乡村治理模式由＂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的必然。笔者文章中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富人治村＂所显现的权力异化原因探究,并提出了有效地解决途径。     

“翻译者”模式与村治实践

村干部的村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所期望的"当家人-代理人"模式.部分村干部以乡村权力结构中特殊的地位为基础,以掌握乡村话语权为依托,穿梭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躲避各种矛盾,推脱应有职责,谋求自身利益,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翻译者".虽然"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有其客观理由,但其危害很大,将影响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引发村干部信任危机,使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更加困难.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消除"翻译者",培养"当家人-代理人",需要保障村干部合理的利益要求、培育农村新的话语主体、改革压力型体制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     

打好“组合拳” 演好“大合唱”

<正>法治湖北建设的蓝图已经绘就,全省法治建设正步入"快车道"。襄阳市委高度重视,围绕"打好组合拳、演好大合唱,构建科学高效的法治襄阳建设推进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尝试。抓关键少数,党委当好"主角",构建坚强的领导体制。全市层层成立以党委、党组为核心的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市、县、镇、村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四位一体","四级联动"。各级党委、各级书记自觉地把法治建设当作"责任田",以上率下,纲举目张,     

农村基层党建视阈下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分析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农村领导各项工作的核心。农村基层党建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则是党巩固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在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中,村民自治制度的日益完善与发展赋予了农村经济精英参与决策政治的时代机会与客观渠道。"经济能人治村"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与弊端,我们必须通过努力对各种现象加以克服、纠正、消除,使其真正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队伍保障、民主保障、思想保障与制度保障。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基础性工程则是依法治村。没有广大农村的依法治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也不可能真正构建起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农村薄弱的法治现状,迫切需要在农村加强法治建设。     

鹤峰县：能人治村谱新篇

近几年来．鹤峰县大力实施“能人治村”工程．注重在党员中选拔致富能人，在致富能人中培养党员，促进了村级组织建设．夯实了村级组织建设基础。目前，该县经济能人村官占全县村干部总数的80％。     

论建立防止“公仆”变“主人”的法律机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 ,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 ,而不仅仅是“政府以法治民”。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各级政府官员必须树立职权法定和依法行政观念 ,实现从“父母官”到“公仆”的转变 ;同时 ,必须建立对政府官员及其活动实施依法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法律机制     

“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西北少数民族民间习惯的适用

在"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明晰西北少数民族民间习惯的法治底蕴,研究出民间习惯适用的规范路径,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共建共治共享"的命题内含着鲜明的协作治理的实践底蕴,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场域中,社会治理的过程绝不是国家公权力单向度地对社会进行管控,而是一个社会与国家公权力良性互动的过程。西北少数民族民间习惯的重要功用使得我国在未来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间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统一",实现国家治理规则的多样化发展。     

持守与衰落:征拆聚变下的村治危机及其宗族救济 ——基于广东J市L村的考察

本文以J市L村为例,通过描述因征地拆迁聚变引发"群体性脆弱"而催生村民"非适应行为",并导致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过程,分析宗族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群体链接纽带,如何发挥其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并嵌构进入农村公共治理场域下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及社会权力的互动,进而强化"群体韧性"而实现对村治危机的救济。本文认为,宗族在救济村治危机过程中能够链接各方利益主体建立起情境化互动机制,并形成高效精干的村治危机嵌入式治理机制,从而以宗亲纽带强化群体韧性有效破除了高风险状态下村民原子化利益追诉的无力状态,同时也有效消除了利益诉求低效甚至无效状态下村民采取暴力抗争、身体抗争等"非适应行为"而进一步恶化局势的隐患。与此同时,宗族力量依其历史境遇总结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并形成与制度化权力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治理过程的基本逻辑,从而根据情境判断做出对于农村公共治理持守与衰落的角色转换。     

浙江省“富人治村”村庄治理的新常态

浙江省"富人治村"的多年实践,有序推进了村庄治理理念、公共组织体系、公共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嬗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富人村官为主导,重利益、重规范,以公共福利提升为宗旨,以经营村庄为手段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新常态。这一新常态的逐步清晰,对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退化,村庄的"空心化",有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村庄治理的现代化无疑有积极意义。针对存在的隐忧,可以通过住村指导员制度与大学生村官制度和村庄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实现人才补充、制度补充。     

法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农村法治:中国法治的"瓶颈"

实现中国农村的法治是实现整个中国法治的关键。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存在许多障碍：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合理因素、农村落后的经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薄弱、农村家族主义的复苏。农村实现法治化的途径有：依法控制权力、确立权力本位的法制观念、充分尊重传统的人伦道德。最后，作者指出，虽然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漫长，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富人治村”，新气象还是新困扰？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该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但也有人认为：富人治村。是为自己搭台。     

旅游环境依法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以乐山市为例

依法兴旅、依法治旅是保障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乐山要加快建设四川旅游首选地,需要进一步更新治理观念,完善治理机制,改进治理手段。要从健全法治体系,力推依法治旅;理顺执法体制,加强综合管理;发挥行业组织自律功能,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提升市民的法律素质,增强市民的法治观念几方面着手塑造良好的旅游法治环境。     

我国乡政村治模式的现实问题及其优化策略

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以后,乡政村治模式在中国农村凸现出来。这有利于国家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有助于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调动蕴含在乡村中的巨大能动性,提高基层农村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三农问题的稳步解决。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实际上的“乡政村治”模式存在各种问题,如职权不清,职能错位与缺位。这会影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在体制、法律层面对当前的“乡政村治”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     

依法治市进程中市民法治意识的培养途径——以成都为例

"依法治市"作为贯彻"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地方性重要举措,需要增强市民法治意识来为其提供内在的驱动和必要的支撑。因此,要进一步抓好依法治市各项工作,为成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提高市民法治意识是依法治市进程中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