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柔性"政治机制,具有与基层社区治理特征和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与资源。通过建立机制、动员资源、发挥作用等,统一战线能够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基层社区治理也可以因为统一战线的融入而提升绩效,形成统一战线与基层社区治理共融发展的格局。     

韧性治理视域下基层社区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社区是各类突如其来的风险的重要感知点,基层社区是城乡危机治理与风险管理的核心阵地,因此对基层社区抗击风险、抵御灾害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从韧性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韧性社区的发展路径,梳理韧性社区治理理念的提出与发展,通过韧性指标和评估方法判断社区的韧性程度,分析当下基层社区建设中的现实困境,从而构建韧性治理与基层社区建设的逻辑联结,探索建设韧性社区的实践路径。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四重审视

城市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为了更好地通过社区结构及机制的调整全面整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文章从治理载体、行动逻辑、治理规则、公共精神四个层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四大难题：社区定位与载体缺失的结构失调、权责定位与有效行动的供给失衡、制度空悬与规则迥异的治理失序、文化虚弱与精神不足的内核失能。在此基础上，以浙江永康为研究样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的治理策略：明确定位，重塑结构，丰富治理载体；界定权责，目标导向，优化服务供给；完善制度，执行为本，提升治理水平；挖掘文化，塑造精神，形成持久动能。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安全社区建设历程回顾及其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借鉴

安全社区建设肇始于西方社区实践,时下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社区建设运动。在我国,安全社区建设经历了试点探索、规范建设和规模发展等不同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安全社区建设凝练提出了明确的理念,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实施了具有时效性的安全促进项目,重视建设经验总结和交流。当下,我国基层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任务艰巨,而安全社区建设探索能为当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厦门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理念

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要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十多年来,厦门市卓有成效地创立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工作模式,其亮点就是使社区成为城市管理的基础。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是大力发扬党的群众工作传统。本文对厦门社区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从治理理论角度予以解释和认知。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探索

加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在于服务各族群众、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是民族团结、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工作要完善以党政为中心、全社会参与的"共治"治理网络,增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整体性与协同性,进一步创新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思路。     

谈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其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和发展企业。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生产水平的落后性、多层次性和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必然实行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这诸种企业构成我国商品生产的主体,如何使它们建立合理、高效的企业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经营能力便成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对此,文章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廉政文化建设初探

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源头反腐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针对廉政文化建设中需要防止和注意的问题,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探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村级治理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对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主要表现为 :村级治理推动了乡村政治制度化的进程 ,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水平 ,维护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稳定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对于解读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趋于弱化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乡村振兴的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打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架构作为基础,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作为关键,把治理手段与方法的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有效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廉政风险文化的逻辑释义与治理构筑

廉政风险文化是在对国家公职人员开展廉政风险管理过程中孕育、运用和成熟起来的,是现代企业管理手段在国家公共管理事务中的延伸和扩展,也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理念和元素。廉政风险文化包括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预控文化、价值文化、自信文化等六个方面。本文将对廉政风险文化进行内涵外延逻辑释义,并对廉政风险文化自信及制度建设等治理架构方面进行研究,力求勾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蕴含有危机意识、传统精神、制度目标的国家公职人员廉政风险文化体系。     

社会治安治理建设路径研究

善治理论与实践是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我国的社会治安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追求一种社会治安的善治.因此,应从善治理论出发,以善治理论的基本要素为立足点,探讨社会治安治理的法治化治理、参与性治理和有效性治理,深入分析善治理论下进行社会治安治理的困境,为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建设路径,使其最终走向善治.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公共治理结构影响利害相关者的公民资格、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公共治理的首要主题。公共治理基本结构是由利害相关的普通公民、专业人士、职业公务人员、政治领导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模型,遵循着共和主义政体"混合"与"均衡"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结构,需要党与政府各司其职,政府承担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和执行者的责任。     

中国网络治理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网络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符号学因其系统性可为网络治理构建和完善提供学理支撑。网络治理和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符号具有时空性和社会性，其意义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解释主体的不同而变化，主要受历史条件、网络治理实践和国家利益等语境因素的制约。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网络主权是中国网络治理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推动其从价值独特性符号向价值共识性符号的转变，即既保持中国特色，又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此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网络治理具有时代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全球性，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中国实践，是历史符号在新时代的全新阐释。     

城市治理创新视角下的网络理政平台建设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网络理政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较新概念,是互联网时代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与发展更早的网络问政相比,网络理政更加突出主动性和大数据分析等现代城市治理方法。以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网络理政平台的基本架构,梳理网络理政平台的运行成果,由此得出推进网络理政、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