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类型及处理原则

根据刑、民案件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可将刑民交叉案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种。针对两种不同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处理上,应分别适用不同原则：对＂法律事实竞合型＂,应以＂先刑后民＂为原则,以＂刑民并行＂或＂先民后刑＂为例外;对＂法律事实牵连型＂,应以＂刑民并行＂为原则,以＂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为例外。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正当性的实现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正当性不仅仅是指＂合法律性＂,还要求所依据的法律是符合现代宪政价值要求的正义的法。但考量到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的性质,应该对文件制定机关是否尽到依据＂良法＂的注意义务采取宽泛的认定基准,并设定免除制定机关责任的制度,而对于合实定法的注意义务则应采取严格的标准。同时文件制定机关要尽到充分的利益衡量义务。文件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是必要的,它能起到价值正当和利益协调的作用,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有改进的空间。     

行政程序之行政伦理价值简论

行政程序与行政伦理具有终极意义上的共通性。评价法律程序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的程度。行政伦理从内在道德机制上保证行政行为的“善”,行政程序则依赖外在的法律强制行政行为“合法律性”。在行政程序中建立起尊重与信任、沟通与参与、监督与责任机制,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保障。     

认同、规范与外交政策：“和合”文化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迁

孔孟儒家文化精粹的＂和合＂,是中国人构建以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秩序的认同体系和行为规范,＂和合＂文化与天下主义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文化要旨。从外交政策的文化视角,通览中国两千多年的对外关系史,＂和合＂文化始终贯穿其中,是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主脉络。＂和合＂对于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方法论困境

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为研究法律文化的学者打开了一个视域上的新窗口,但此概念也招致了不同层面上的质疑与批判。而这些质疑与批判从根本上看是对弗里德曼＂法律文化＂这一概念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呈现。一方面,旨在考察诸如观念、态度、价值模式等因素在形塑法律制度上的功用时,作为对象化的＂法律文化＂概念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其在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上不尽使人满意;另一方面,作为实证化研究方法的＂法律文化＂概念又面临价值性功用上的危机,其在满足法社会科学＂用法律改良社会＂的理想方面以及解释多元性法律文化方面显得不尽如人意。     

论黑格尔现代伦理国家对契约式法理国家的超越

近代自然法论者所建构的契约式法理国家,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层次,即通过强制的和统一的司法体系或公共权威为所有个人的各种特殊性需要和主观性自由,提供一个不受阻碍的、和平安全的外部秩序。黑格尔的现代伦理国家,则主张在保护所有个人的特殊性和主观性自由无阻碍实现的同时,关注法律保障或法律禁止之外的无故意或偶然性侵害、压迫与危险,实现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统一,真正将人类自由本质实现为在必然性意义上的＂是＂,而不是在偶然性和可能性意义上的＂是＂。     

从“善”的字形演变看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特征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具有明显的伦理特征。一般认为,其伦理内涵可以概括为＂家国同构＂——即家庭本位,由家而国,家是国的支撑;重视家庭,由纲常伦理具体化为法的基本内容。以＂善＂这一伦理核心概念的字形演变为视角,在阐发＂善＂内涵的同时,可以对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特征进行深一层次地解读。     

道德的救赎：“见危不救”现象的刑法学检视

见危不救现象在学理上可以分为＂特殊身份＂型与＂普通公民＂型的见危不救两个大类,包括＂职务＂型见危不救、＂特定关系人＂型见危不救、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和有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四个小类。现行刑法对不同类型的见危不救现象的反应还存在力度不够与方式不当的不足。不能试图通过刑法来塑造所谓＂积极的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其缺乏刑法的人性基础,也与刑法之善的合正义性,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理念相悖;刑法在此问题上的道德救赎功能表现在,针对无重大危险的见危不救应通过设立见危不救罪来加以刑法规制,同时通过激发正当防卫的鼓励功能来发挥刑法在道德救赎上的作用;道德的救赎不应仅仅寄希望于刑法,而要进行整套法律体系构建的考量。     

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以事立案”

＂以人立案＂是我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常用的侦查启动模式,在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职务犯罪日益隐蔽化、智能化、国际化,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增强,侦查难度增加,这种模式的弊端不断凸显。＂以事立案＂作为与此对应的一种侦查启动模式,能够扩大线索案源、排除外界干扰、减少办案阻力。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要尝试运用＂以事立案＂,使其与＂以人立案＂相得益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中的全民修身行动

修身,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台（或曰载体）,其所承载的内容及其转化为人的言行后是否真正表现为＂善＂,在不同视阈（或曰价值语境）中有不同的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引领全民修身行动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还合实践性,表现为当下真正的＂善＂。     

“鳯落”之地 水乡古镇

丰乐镇位于合犯市的东南角,是一个美丽的水乡古镇,因相传凤凰落下的地方,故名＂凤落＂,后寓物＂丰＂民＂乐＂之意,遂得＂丰乐＂美誉。     

浅论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观

章太炎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家＂又是＂学问家＂,他的革命道德观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现实色彩,是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道德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诚信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确立

诚信原则作为现代民法重要的基本原则,学者奉之为＂帝王条款＂,它将道德和法律容为一体,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调节功能,使法律获得更大的伦理性和灵活性。从私法到公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不断拓展,成为全部法律的最高指导准则。刑事诉讼领域中,为避免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活动在立法和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不诚信、不道德、不公平现象,实现司法公正与权威,增强国民对司法活动的信赖度,有确立诚信原则的必要性。     

“五个重庆”建设的民生含义及逻辑探析

民生是＂五个重庆＂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终点。＂五个重庆＂建设包含着丰富的民生内容,其内在的民生建设＂五管齐下＂,建构起一个协同共进、各民生要素有序运行、整体民生效应最大发挥的有机体。＂五个重庆＂建设坚持＂问需于民＂,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利为民所谋＂,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归根结底就是要＂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现状分析与进路探寻

近年来,涉及法律人职业伦理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问题也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分析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中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现状,对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进路进行反思,从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目标、内容、方法以及评价标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为推进法律人职业伦理的培养提供新思路。     

卡多佐关于普通法确定性的理论与司法实践评述

在丰富的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卡多佐大法官认为,法律发展的逻辑不是寻求＂确定性＂而是寻求一种＂可能性＂。可能性的寻求是司法过程中传统与革新的统合。这种统合得益于卡多佐的＂平衡感＂,并成为卡多佐革新普通法传统的重要贡献。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的侦检关系及其完善

只了解一国法律制度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本国的法律制度。当今世界,无论是实行＂侦检分离＂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实行＂侦检一体＂的大陆法系国家,侦检关系不再是绝对的＂分离＂或＂一体＂,而都强调侦检双方的协助与合作。针对我国现行侦检关系的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以检警双方的＂适当结合＂为核心,建立一种＂检察引导侦查＂新型侦检关系,于理有据,于实有利,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规律。     

王阳明的天理人欲之辨析：问题、实质及现实关怀——基于《传习录》的文本学分析

良知的＂本体＂说本身的成立还要以对人的前提预设为前提。在阳明那里,这＂天理＂与＂人欲＂有作为＂前提＂讨论的必要：一个是逻辑前提,称为＂天理在前＂,一个是＂事实前提＂,称为＂人欲在先＂。天理与人欲之所以对立是它们背后的公与私的对立。天理与人欲的现实关怀,我们可以用一个＂忧＂来作具体体认。＂忧＂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理论的现实关怀体现。     

法律职业调控机制与法律职业者的境界

现代社会法治的确立以及法律作用的扩展和增强 ,使法律职业变得越加重要。为使法律职业主体体系———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切实发挥其推进法治、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使命 ,必须建立相应的完善的调控机制 ,确保法律职业活动的合法性、合伦理性。完整的法律职业调控机制是由法律、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三个不同层面的调控机制构成的调控体系。与此相应 ,法律职业者的职业境界也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法律境界、伦理境界和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法律职业者都应当而且必须超越法律境界 ,达至伦理境界 ,并在道德境界中无限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