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关系网络与求职方式

以往有关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这一主题产生了三大理论争辩。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如何影响城市新移民的求职方式。经验资料取自2007年在上海调查获得的城市新移民问卷调查资料。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强关系对个人求职方式具有重要影响,而弱关系、社会资本和结构洞对个人求职方式没有影响。这些发现表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个人的经济活动已经受到市场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依旧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     

“失衡效应”: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定位与机制

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呈现出决策资源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归纳为"失衡效应"。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制度约束与权力关系构成了"失衡效应"的主要变量。其中,制度约束是控制变量,权力关系是因变量。权力关系由政府监控能力与社会反应强度两个方面构成。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强,社会的反应强度越高,则"失衡效应"越弱;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弱,社会的反应强度越低,"失衡效应"越强。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影响调研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其就业质量息息相关,社会资本对其择业机会、职业选择和职业适应的影响很大。通过对贵州省户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分析可见,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不理性状态,具体表现为识别择业机会的能力较弱、职业选择呈现出盲目性、职业适应呈现出困难性;社会网络的规模、异质性、节点社会地位、关系强度和关系类型对其择业行为亦有显著影响。因此,要切实重构与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引导其由目前生存型择业提升为发展型择业,从而提高其就业质量。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建构探究——基于对J市早点商的研究

依据"先赋"和"自致"、强和弱两个维度,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支持网可分为"先赋强关系"、"先赋弱关系"、"自致强关系"、"自致弱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先赋型关系为农民工在新城市中站稳脚跟并提供物质和精神帮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城市中建构出的自致型社会支持对其发展也同样非常重要。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在先赋和自致的关系基础上存在着强、弱关系变化的可能性。由于在经济分层中的底层地位、作为陌生人的"历史"缺失和地域文化的排斥,农民工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建构出自致强关系,他们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而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只能栖居于城市边缘。     

社会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社会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且受其原有关系网络和新建关系网络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其中弱关系、是否同市民交过朋友以及是否加入组织与职业收入水平显著相关;组织化资本与就业稳定性显著相关;弱关系与职业发展机会显著相关。因此,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必要保留城市中的农民工集聚地,维系和发展青年农民工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加强组织建设,丰富青年农民工的组织型社会资本。     

社会网相关理论及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社会网络研究应借助国外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强关系力量"假设、结构主义网络论、资源论的社会网络理论,与资本论的社会网络理论以及国内的"差序格局"等相关社会网络理论,对中国特有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但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要考虑本土化的问题,要基于中国现实挖掘出更多的新问题,拓展社会网相关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范围.     

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模式:方式、问题与制度完善

根据参与诉讼的方式、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诉讼进程的影响力的不同,可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区分为"强参与"与"弱参与"两种模式。对于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而言,由于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独特,其并不能被归纳为纯粹的"强参与"或者"弱参与"模式,而应定位为以"弱参与"模式为基准,同时强调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以及程序影响力的一种混合模式。在被害人参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具体方式中,影响程序启动、接受道歉并获得赔偿具有明显的"强参与"特征,而提出量刑意见、请求抗诉则呈现出"弱参与"的状态。两种模式的共存可能对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分别造成影响。为了完善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制度,应尽量化解两种参与模式的冲突,正确认识被害人对于速裁程序启动的影响力,赋予其一定的量刑建议权,并明确规定其享有抗诉请求权。     

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构建生态文明法治基础理论的一条路径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通俗表达,反映了自然生态规律和生态学的方法、理论和原则,说明宇宙是多维的、世界是立体的、社会是综合的、思想是多样的。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即综合生态系统的观念出发,本文倡导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中采用"主、客综合"的研究范式,实行综合调整机制,并将综合调整机制概括为九个"三"。认为环境资源法学应该在兼顾三种人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的共利性、共享性和生态性;在兼顾三种法律人模式的基础上,强调人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共利者即生态人;在兼顾三种组织的基础上,重视公众和非政府非企业组织即第三部门的作用;在兼顾三种物的基础上,突出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在兼顾三种主义(或思想)的基础上,重视共同享受主义或共享思想;在兼顾三种权利的基础上,重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享用权;在兼顾三种损害的基础上,强调环境生态损害或纯粹的环境生态损害;在兼顾三种诉讼的基础上,强调因纯粹环境资源生态损害而提起的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在兼顾三种关系基础上,强调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在兼顾三种调整机制的基础上,强调第三种调整机制或社会调整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数据的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政治资本仅对男性有持续的正向影响、亲友网络关系仅对女性有持续的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仅对初次职业地位有正向回报，这并不是说市场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没有回报，而是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较低的人力资本和高同质性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需要给予其更多的受教育和异质性关系建立的机会，协助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     

关系规模、地位获得与交往取向

本文考察了关系规模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者的关系越丰富,越能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同事、同学、同乡、朋友比亲戚、邻居更有助于求职者获得理想的职业;求职者为了储备关系资源,希望通过扩大性的社会交往形成更大规模的关系网络。研究发现由中国社会的求职先求人的特定现实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引起的网络结构的分化所致。     

我国女性休闲初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 ,我国女性休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仍存在着制约或影响女性休闲机会和品质的诸多因素。女性的休闲质量首先依赖于女性自身对休闲认识的提高 ,同时 ,也离不开政府、企业等机构休闲政策和措施的配合。     

从农民的“身份问题”看问题

<正>"身份"是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分层时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帕金在研究"身份制度"时采用非常尖锐的词汇——"社会屏蔽"。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屏蔽"下,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     

NGO的双向嵌入与自主性扩展:以南海义工联为例

近年来,中国NGO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扩展自主性,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南海义工联这一个案来看,其成长与发展过程显现出"双向嵌入国家与社会之中"的典型特征。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特定关系结构下,NGO扩展自主性的理性选择。但是,这种双向嵌入的NGO自主性扩展方式,隐含着因与国家的"强联系"而削弱与社会的"弱联系"的风险。     

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父母教育和职业对男女两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

基于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使用路径分析模型研究父母教育、职业对于男女两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差异性影响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差异及其原因,我们发现:在子代教育获得上,父亲的教育、职业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母亲的教育、职业对女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在子代职业地位获得上,父亲教育、职业对男女两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总效应均高于母亲的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背景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共青团机关干部新媒体应用的特点及建议

共青团机关干部要"知青少年、懂青少年、爱青少年",这是《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中对团机关干部明确提出的突出要求。共青团工作面对的是深受新媒体影响的青少年,通过问卷调研得出,团机关干部在新媒体的应用上存在"四强四弱"的特点。为此,根据深度访谈和对问卷统计结果的进一步对比分析,对国家媒体管理部门和团机关干部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及培养——基于北京247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基于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实证调查,在职业观上、敬业精神等方面,对90后新生代应当重视,他们在职业专注度、职业稳定性等方面都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提高"精业"水平的意愿较低,这与其职业的劳动强度高、自由支配时间短有重要关系,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加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支配时间,为提高其"精业"水平创造条件。第三,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或培训,增强其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就业状况,才能提高其职业满意度和"乐业"水平。     

技术创新模式下的社会资本与网络关系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正在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中快速迈进,诸多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要素也正向制造业融入,二者已进入互动发展阶段。文章立足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理论,深入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不同技术创新互动阶段下,社会资本决定的网络主体强弱关系对企业选择技术创新模式的行为影响,并结合中国塑料城塑料研究院有限公司近年来的技术创新进行了案例分析。由此获得的结论是：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业是关联制造业体系的重要补充,服务业体系的发展必然依托于制造业强有力的技术创新;互动发展中的网络主体强弱关系与技术创新模式存在一定相关性,弱关系促进探索式创新,强关系促进利用式创新;不同互动阶段,技术创新也存在不同特征,并具有协同演化趋势。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