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灋象魏”考辨——兼论“铸刑书”与“铸刑鼎”问题

《周礼》中的“悬灋象魏”是统治者公布治理国家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一些学者从“成文法”的角度,认为春秋时期“郑铸刑书、晋铸刑鼎”是中国最早公布成文法之举措,从而怀疑其为晚出或是理想中的制度。其实,从史籍记载分析可知悬象之制由来已久,只不过《周礼》烦琐地描述很大程度上确实带有理想成分,这也反映了作者希望法令公布,并由官府进行宣传解释,以便让百姓知法守法的愿望和要求。事实上,“象魏之灋”也是由国家机关按一定程序编纂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并且朝廷在悬法象魏之后,有关部门的长官还要率领属员前往认真观读,说明也是公布了的成文法。因此,“象魏之灋”以及“铸刑鼎”、“铸刑书”这种使法律条文化、固定化的行为,不仅保留了政府对刑法的最高解释权即只有统治者所颁布的成文法条才是真正的法律,还确立了君主任意定罪处刑的特权,从而使法律与君主的罪刑擅断权达到和谐统一。     

谈预审立法与侦查配合

一、预审立法制度的形成预审制度是关于预审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预审”是同“审判”相对仗又联系的一个法律名词，原意是指法院开庭审判前对被告人的预备性审理，或称事实审。预审制度规定为诉讼程度，最早见之于成文法的判前对被告人的预备性审理，或称事实审。预审制度规定为诉讼程序，最早见之于成文法的是公元1808年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我国预审制度的雏形始于奴隶社会的鞫狱方式。人民民主专政的预审制度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训令中提出建立司法预审程序。抗日战争时期的《…     

“法律至上一元结构论”商榷

“法律至上一元结构论”商榷曾斌《中国法学》１９９３年第四期刊登了刘升平、章文、张朝霞所撰《市场经济与法理学的更新与变革》（以下简致《变革》）一文，文中提出了在市场经济下应由过去的“政策和法律二元结构转向法律至上的一元结构”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     

行政许可基本法的亲民价值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在世界立法例上首开行政许可基本法成文法典之先河,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行政许可基本法在严格规制政府行为的同时,最大范围地授权于民,还权于民,并给百姓私权的实现以制度保障,充分彰显政府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凸显其为民、便民、保民、利民的亲民价值.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浅谈古代刑罚的因时适用原则

刑罚的适用要奉行因时制宜原则最早见之于《尚书·吕刑》：“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历代统治者对“刑罚世轻世重”的具体理解都体现了“乱世刑重，治世刑轻”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其实封建社会的“治”和“乱”都是阶级矛盾尖锐或缓和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往往由于统治阶级过分盘剥人民，引起社会阶级矛盾加剧，导致激烈的阶级对抗，于是统治者就用繁苛的立法、加重的刑罚对人民进行严酷的镇压。《史记．夏本纪》记载：“自孔甲以来，诸侯多畔，菜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辨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这就是我国法律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全部内容。由于法律条文的过于原则抽象，且“两法”颁布以来未见对这一问题作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故无论是在司法实际部门的执法中还是在法学理论界，对“上诉不加刑”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影响到对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不少周志认为，“上诉不加刑”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条原则，当然应该贯彻…     

神阙穴探讨

神阙穴又称脐中，“气舍”、“下丹田”、“命蒂”。近年来笔者对该穴进行探讨，现概述如下。１历代医家对神阙穴的认识神阙穴始见于《素问·气穴论》，但最早提出“神阙”二字的是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素问·气穴论》曰：“藏俞五十穴，……齐一穴，……针之所由...     

略析元初汉人收继婚的法律实践

帝制时代的中国是一十分注重家庭伦常的社会，历朝历代一般严厉禁止亲属“相奸”的“乱伦行为”，而元朝由于承认“收继婚”而显得有点特殊。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元朝初年的史料却表明：元朝对待汉人“收继婚”的态度及在法律的处理上处于一种矛盾甚至混乱的状态，这些现象印证了杨鸿烈先生所谓“元确是为一事立一法”的论断。     

对《贵州省刑法学研究回顾》一文的补遗

《法学探索》1994年第2期刊载的夏野同志的《贵州省刑法学研究回顾》有三处疏漏,现说明如下: 一、关子贵州50年代的刑法学研究。《回顾》只提“50年代的零散研究”,没有以实际内容反映当时的研究成果。肖常纶的《对管制问题的初步探讨》(《政法研究》1957年第2期)是我国首篇系统研究管制这一刑种的论文。该文对管制的性质、适用范围、期限,延长或缩短管制期和提前撤销管制、刑名及管制的决定权等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当时较为流行的视管制仅为一种行政处罚、不应作为刑罚列入我国正在起草的刑法典中的观点,在分析论证后明确写道:“因此,有必要建议在制订刑法典时应将管制作为一种刑罚规定进去。”22年后颁布的我国刑法表明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超前的。 二、遗漏了中国刑法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能《回顾》的作者认为,中国刑法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应写入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但笔者认为,中国刑法史虽是中国法制史的内容之一,但它     

书摘

《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奠基之作,对之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制（乃至新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黄源盛称该草案“酌采各国通例,实足以弥补传统中国旧制之所未备”,     

试论《易经》的法治思想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儒、道、墨各学派都把它奉为经典。历代儒家学者更推崇《易经》为“群经之首”。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易经》成书于西周时期,作者已不可考。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进入奴隶社会,中经夏、商和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之交过渡到封建社会。法律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根据古籍记载,我国最早的成文法是公元前八世纪,即西周初期由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主持制定的《礼记》。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典制考评

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典制考评陆士桢，杨小强一一般认为，社会保障最早起源于英国。在１９４１年威廉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中指出：“社会保障就是指人民在失业、疾病、伤害、老年以及家主死亡、薪资断绝时，予以生活经济的保障，并辅助其...     

浅析对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

《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采取宽宥的量刑态度,符合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减弱的客观情况,既体现了刑罚的个别化,又是中国法律“恤刑”传统的表现.     

《新安名医考》“王国瑞”条考辨

《新安名医考》“王国瑞”条考辨杜勇（安徽省庐江县乐桥医院２３１５８１）关键词：《新安名医考》；王国瑞；王开李济仁先生主编《新安名医考》一书收自晋以降新安名医６００余人，考证详实，实为研究新安医学之力著。笔者在参阅该书时，发现书中“王国瑞”条有关内容有...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及其不可消解的原因——兼评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理论核心，哈氏在该书中的深层用意是通过具有交往理性的人们在“理想情境”的立法程序下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张力得到消解。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可消解的，这是由法律语言的情境性和模糊性特征、成文法立法的局限性、代议制立法的缺陷以及法律的规范有效性评价标准多元且这些标准本身无法证成等原因决定的。     

黎明之星——记民建辽宁省委委员、政协沈阳市委委员、沈阳黎民百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黎明

黎民：即众民。《诗·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郑玄笺：“黎，众也”．百姓：郑玄笺：“百姓，百官族姓也”，指对贵族的总称。战国后百姓用为平民的通称。《墨子·辞过》：“当今之王，……必厚作敛于百姓……。”     

哈特法哲学的风格与方法——解读《法律的概念》

对《法律的概念》这一经典的解读必须回到文本本身，而不是游离于文本之外空发议论。通过对文本的细致梳理，本文发现，哈特的“三提示”对于我们理解其思想的主题有重要意义。从方法论上来讲，解读哈特的要旨在于：J．L，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实质上究竟是如何与哈特的问题意识相关的。     

三种发展模式及其借鉴

三种发展模式及其借鉴孙鼎国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指出，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就是说，我们选择的发展模式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理论认为，“发展模式”是指人类社会从一...     

论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为视角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制度，其法律本质是信托。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在信托结构的安排上采取了类似日本的“一元信托”模式，但又具中国特色，规定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受托人地位。我国学界有观点认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信托法意义上的共同受托人。笔者认为，无论从共同受托人的构成要件上，还是从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法律特征上来分析，二者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