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价值的自我求证--兼论政府机构改革的本质

政府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于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能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政府机构改革在本质上是政府基本价值求证的一个过程.政府价值求证大体包括三种方式暴力方式、意识形态方式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式,其中政府机构改革是更具根本性的方式,它为我们认识和思考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反思我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资源

随着改革在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纵深推进,我国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日益显现其不足之处,社会问题凸显,各种危机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常态下地方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之不足。进一步反思当下我国地方政府合法性资源的现状与问题,地方政府怎样发挥其主动性,重塑合法性资源成为重要议题。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取向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的直接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以＂公民本位＂为核心指导思想,因为＂公民本位＂是服务型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完成服务型政府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本位＂对现阶段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应当是坚持公民权利导向、公共权力回归于民导向、法治导向和公民参与导向的政府。     

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现代政府必须维护好、发展好公共利益,才能增强其合法性和权威性。而要维护好、发展好公共利益,政府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就必须以公平正义为首选。     

"整体政府"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整体政府＂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改革的新趋势＂。整体政府＂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整体政府＂因其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目标上的可接受性及其较好的绩效而具有了合法性。其以重新中央集权化、大部门治理和伙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权力关系的调整,达致了权力关系的平衡。另外,＂整体政府＂与既有政治文化的适应及其对新的公共管理文化的培育,使其具有了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     

论政府的代理身份与代理行为

本文旨在为政府准确定位 ,厘定其恰当身份 ,探讨政府作为公众代理人的产出与效用机理 ,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行为的合理的价值指涉及合法性的内容特征 ,并对政府代理行为出现的偏向 ,提出了救治途径     

制度约束下的组织间依赖——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分析

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因行业协会的类型而异,既可能是由于行业协会在资源和合法性上对政府的依赖,也可能是由于政府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过程中对行业协会的依赖。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制度根源,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正逐渐丧失。     

论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平衡问题

回顾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在强化政府统制和控制能力的同时,其服务公众和社会的能力相对提升缓慢,且亦疏于建设政府对自身的管理和控制机制,造成了信息化条件下的政府能力的不平衡.对于耗费大量纳税人财富的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来说,仅仅单边增长政府的统制和控制能力,而无法有效增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话,其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会被大大局限.     

政策公共性与政府执政合法性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干预的核心工具,其合法性强弱,将影响到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和保持。如何提升政策公共性,进而增强、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是各国政府都要面临的问题。     

信息社会政府论：演化与选择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契约型政府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原型，但该原型无法妥善应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形成福利型政府和全权型政府两种变体。到了信息社会，以上政府类型都无法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暴露出各种缺陷。反思型政府和沟通型政府成为新的时代解答。反思型政府对社会复杂性的重视，对分化的强调和对社会自治的期许，使其在信息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同时存在合法性亏空，忽视人的自主性，造成精英与大众失衡的缺陷。建立在沟通行动理论基础上的沟通型政府兼容了契约型政府和反思型政府的优点，并克服其缺点，通过继承并强化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经验的方式，为信息社会发展提供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新可能。     

服务型政府建构中公务员行政人格缺失的原因探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创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主导趋势和目标选择。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活动中事实上的主体，是政府职能的具体执行者。其思想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行使职权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然而现阶段公务员行政人格缺失问题开始影响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本文从文化、制度及公务员自身等方面探究缺失的原因，为进一步重塑行政人格奠定基础。     

企业家政府:批评与辩护

“企业家政府”是当前行政改革中提出的政府形态 ,也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它在被倡导和实践的同时 ,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评。通过对“企业家政府”进行批判性反思 ,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只有在公共精神的指引下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一理念 ,笔者试着提出“更多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的概念。这种政府形态在学科发展、实践价值、对公共行政人员的要求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转型时期政府利益的解读与反思

政府利益超越了历史阶段和意识形态,成为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在我国政府利益也客观存在,本质上与公共利益、人民利益一致。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的自利性属性,各级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会产生追逐政府非正当利益的现象。这些政府非正当利益的获得越多,危害也越大,对党的形象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对转型时期政府利益的内涵、表现形式、特点及实现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反思了转型时期规范政府利益的具体策略。     

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强制行政

政府权威具有合法性、强制性和服从性的特征。适度的强制行政是保证政府行政过程顺利的手段,但过度的强制行政是对政府权威的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     

老子的行政哲学与新一轮政府治道变革——兼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逻辑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老子行政哲学与新一届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老子行政哲学从内在价值取向和外部行为选择两个层面与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契合主线。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无欲—无私—无畏",进而在行为路径上展现为"无为—为不恃—无不为"。它隐含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前提是政府自身"无欲"状态,政府改革必须进行无私的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必须具有"无畏"的精神。落实到政府改革层面,必须在行为取向上以"无为、为不恃、无不为"为路径,实现有限政府、效能政府和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目标。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需要借鉴老子行政哲学的昭示,强化政府改革的价值与行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建设服务型政府 塑造政府好形象

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于一个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正因为它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赞许、信任和拥戴 ,所以使政府拥有广泛的社会声誉和重要的地位及其存在的价值。这一切从根本上都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价值取向———为公众服务。为了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尽快建立服务型政府。     

大部制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刍议

制定公共政策是地方政府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即将进行大部制改革.而同时由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严重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足.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问题以及大部制改革下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主要从制度建设层面着手对加强公众参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后现代语境下的行政管理改革与行政法

在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企业型政府以及治道等理论指导下,各国行政管理变革在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行政权力分散化以及政府管理电子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改革也引发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价值冲突以及行政法非法律化、离散化与合法性危机等问题。因此,传统行政法必须进行反思,在综合考量全球化、电子化、民营化以及充分尊重人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与行政救济法等进行重构。     

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操作规程

当代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学术思潮和政府改革实践的背景下发生的,它体现了价值选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探讨当代政府管理改革的价值选择过程中的政策举措,也就是改革过程中具体应用的操作规程,由此明确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操作规程的涵义、提出的依据以及主要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时代政府治理与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研究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物化逻辑,以及政府治理的政绩思维、组织技术优势,带来了行政系统的功能主义、管理主义和工具理性转向。政府自利、职责不清、效率偏好、公权异化和责任缺失等问题的发生,损害了政府的执行力、公信力与合法性基础。新时代公共行政价值的发展取向,植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效率、责任、民主和公平之间的关系,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关切,以实现政府治理、文化感召和价值追求三者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