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产阶层社会风险及其社会治安治理

随着我国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的不断上升,有效化解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中产阶层显著不同的是,我国中产阶层还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不稳定性"和"内部分化"问题突出,容易引发社会风险。该风险主要来源于中产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安全感、制度规范的动荡感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感。从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看,化解中产阶层的社会风险需要健全中产阶层经济利益风险发现、反馈和预防体系,推进法律实践的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中产阶层思想意识的风险动态监测体系,提升适应中产阶层需求的治安服务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吸纳中产阶层的纽带作用。     

试论扩大我国中产阶层的有序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同时他们的政治诉求日益高涨，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我国中产阶层以其独特的阶层特征和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现在转型时期，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虽然意识增强，但功利性强，参与的途径复杂，因此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扩大中产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论我国中产阶层标准与和谐社会建设

稳定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最富有盼阶层和最贫穷的阶层所占人数都比较少，中产阶层居多社会才能够稳定。我国正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中产阶层人数，促进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做多、做大中产阶层就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做好此课题的前提是明确中产阶层的标准。标准明确了，社会结构发展的方向就清晰了。尽量让大多数人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步骤，使实际工作的方向性、目的性更强。因此，明确中产阶层的标准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研究述评

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大体上存在通过问卷和访谈观察中产阶层民主意识和研究中产阶层集体性政治活动两种方法。在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上,学界存在三种观点:总体保守、比较激进、缺乏统一性;在政治功能上,也存在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社会变革的基础、社会发展中的异化力量三种不同结论。当前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应当在研究对象上重视边缘中产阶层的政治动向;在研究问题上关注中间阶层政治态度及其社会政治功能是否发生演化;在研究领域上重点关注网络时代公共事件中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     

中产阶层社会态度流变、异化与历史作用——以西方学者视野的考量

社会态度的社会性、价值性决定了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变的、多样的,甚至同一时空中产阶层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也不一样。当代西方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是一种自我人格异化,其典型的论述当数米尔斯的"渴望中间过程论"、福塞尔的"驼鸟心态论"和贝尔的"人格分裂论"。西方中产阶层社会态度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早期的革命性态度是现代转型的思想引擎;工业化时期的批判性态度是阻扼工业社会腐败的精神力量;而后工业时期的异化态度则是西方社会精神衰变的心理因素。     

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层:社会心理与情绪——基于近五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民调数据的分析

从近五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分析可见:广州的中产阶层,在个人价值取向上与其他社会群体基本一致;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它社会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满意度明显高于其它社会群体;中产阶层不满意度较高的评价指标集中在公共服务、社会权益保障等方面;中产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更支持、更倾向于采取社会行动;中产阶层中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的社会心理与情绪存在较大差异。须关注中产阶层社会心理与情绪的社会政治影响,全面看待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意义。     

当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基于北京业主群体的调查与分析

依据对北京业主群体的抽样调查资料,可从四个维度对当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进行描述,并对"体制内中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差异进行比较.调查表明,当前城市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相对比较保守;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成员认为其政治地位低于其经济地位,其内部政治功效意识高于其外部功效意识;体制内中产阶层和体制外中产阶层在社会秩序偏好和社会地位不一致性认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现阶段我国中产阶层的特点和社会功能及存在问题分析

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我国中产阶层进行界定。着重分析当前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经济观念和行为以及政治行为等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点。指出现阶段我国的中产阶层在拉动消费、促进良好社会竞争秩序和体现改革开放成效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针对其发展现状指出当前中产阶层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解决途径。     

香港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崛起

香港经济转型与变迁，本质上是从殖民地经济体系向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的转变。而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冲击着社会结构，促使其发生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变迁。随着社会转型，香港中产阶层崛起，依靠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中产阶层进发出极大的发展能量，成为香港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香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分析

亚里士多德和米尔斯从理论上论及了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他们认为中产阶层是“稳定器”和政治后卫。但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政治实践表明，其政治作用不只是稳定器或政治后卫，有时他们充当助推器和政治前卫的角色。     

浅议维护公共安全的社会参与机制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剧烈、持续、深刻的变化,社会安全的需求总量增加,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兴起于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和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公共安全社会化,也直接推动着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到维护公共安全当中,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维护公共安全的社会参与机制。     

我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政治信任研究——基于17个城市的调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与其它阶层相比,新兴中产阶层总体上有着更高层次的政治信任,他们在对我国政体基本原则的认可上、在对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政策的评价和对具体政府机构的信任上有着更为强烈的情感.新兴中产阶层对于我国政府的这一信任态度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非常合适的环境,他们非常期待我国政府能够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繁荣的中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必然性分析

无产者变成有产者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现代社会中中产阶层崛起的一般规律,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道路选择、社会流动机制的健全和政治的愈益清明,决定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是必然的。     

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研究

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中产阶层的议论话题层出不穷,近年来关于中产阶层的"冷漠"现象的报道时有见报,对见死不救、见利忘义、麻木不仁等与社会公德相悖的行为进行了鞭挞,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冷漠是社会转型期过渡性道德危机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普遍反映形式,消解这种道德危机的措施是多方面的,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看,冷漠本质上是一种自律性过程,本文试图从"冷漠"现象形成的心理机制去探讨这个问题。     

社会分层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效应分析——兼论社会冲突的心理机制

长期以来,社会分层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存在于潜在的研究逻辑之中。本研究通过全国6省市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尽管未来我国社会冲突的压力较大,但并非所有社会分层因素都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从社会分层因素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来看,社会冲突的心理机制主要表现为:民众需要平等,更需要公平;民众关注改善,更在乎丧失;中产阶层群体存在集体焦虑;心理优势群体易形成归因偏差。     

城市中产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的研究

义乌不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阶层基础和有利条件,运用组织整合、社区整合和制度整合可以克服当前中产阶层的异质多元,从而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私产保护与行政法治的良性循环与制度建构

通过私产保护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化分析、私产保护与行政法治的“推拉理论”以及通过加强私产保护的方式，巩固和发展中产阶层，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八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社会的阶层结构。从影响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最大的四个因素（收入、教育、权力、职业）出发，可将我国社会划分为八个阶层，针对阶层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应通过扩大中产阶层比重、缩小社会底层的人口规模、促进阶层间关系的和谐，努力促进形成“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解决思路。     

当代社会中产阶层竞争偏好代际传递问题初探——基于教育视角

作为长久以来便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竞争偏好与竞争心理之于个体乃至是社会均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国内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的视角,通过对部分异质性较强的子代个体进行深度访谈,围绕新中产和老中产阶层子代内部的群体性特征和差异,分析影响竞争偏好在阶层内部代际传递的形成原因,同时提出关于新老中产阶层的子代们竞争偏好引导的相关建议。     

转型期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执政能力建设

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我国利益群体的分化格局呈现为中产阶层发育不良、强弱失衡的断裂结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不仅表现在资源占有的明显差异上,还表现在利益表达与博弈的失衡方面。这样一种利益分化、博弈的失衡结构近年来还有固化与加剧的趋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必须加强政权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增强对政治权力自身的监督与制约能力;必须进一步提升针对利益分化与思想分化的调控与整合能力;必须增强培育、制定、创新社会政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