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强制改善功能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固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未成年犯罪人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的受害者,是犯罪的载体。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应尽可能褪去刑罚的惩罚色彩,将社区矫正作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主导处遇模式;根据“教育、感化、挽救”的柔性司法方针,进一步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从监禁矫正和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功能调整为强制改善功能。这将有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正当性与科学性,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浅议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随着全球性的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和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所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的处罚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罪犯一辈子的前途,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处罚犯罪未成年人本身。     

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立法调整的完善

未成年犯罪人不同于成年犯罪人,本着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执行方式上也应和成年人相区别。现阶段,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比,在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中处于弱势,而该种状况不适应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应有功能的需要。在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建设中,应该根据现有法律的调整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求,逐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立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和刑罚处罚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未成年人应以教育、引导、改造为主,尽量少执行刑罚处罚。我国法律对未成人犯罪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防为主,法制教育"的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方面坚持"从轻减轻处罚"和"不适用死刑"的原则。本文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及对未成年人不宜适用的刑罚进行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平衡问题研究

随着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日渐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问题。为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达到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保护社会的双重目的,就应当把握对未成年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注重量刑的平衡问题。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未成年刑法,对未成年犯如何适用刑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如何适用无疑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制度的存在对前科者尤其是罪错未成年人的不利评判效应,对未成年人的发育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有违刑事处罚的目的,我国应当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以淡化罪错未成年人因其犯罪记录而在重新步入主流社会时遇到的阴影和障碍,消除罪错未成年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有效地预防未成年罪犯的再犯罪.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即运用法律手段,针对行为时未满18周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以及刑罚执行完毕人员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进行保护。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源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需要,是国际公约与规则的要求,是我国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特殊刑事政策的考量。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分为一般性法律保护与刑事性法律保护。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实行刑罚有效性原则

刑罚有效性原则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因为它与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是一致的,法律也允许对未成年人处罚有别于成年人,更重要的是实行这个原则有利于改造未成年犯罪者。     

职务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意义

虽然刑事政策概念在逻辑上包括刑罚,但是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论蕴涵和价值趋向却是在排斥并超越刑罚.所以说,与惩罚相对立的"预防"是刑事政策的核心.惩罚是不得已的下策,预防是积极主动的上策.现代刑事惩罚政策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惩罚已经不再是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应当以刑事政策为根据,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是一种标志,开辟了我国刑事政策的新篇章.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监狱刑罚执行工作深化改革的探索

刑罚执行工作是监狱工作的核心.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以刑罚执行为其职能.通过刑罚执行,实现对罪犯的惩罚与改造,最终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面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刑罚执行现行机构设置、减刑比例、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等影响刑罚执行工作作用的发挥,需要进行"大处(科)室制"、减刑规范化、罪犯疾病医疗社会化等项改...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行政刑法视域下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中的单位犯罪大多是行政犯罪，而由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与意志由集体决策的特性，对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研究，就不能仅局限于在刑法领域进行探讨，而应该在刑罚措施适用的基础上，从单位内部的制度完善及外界的配套监督等方面，探寻预防单位违法犯罪的新思路。因此，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研究单位犯罪的处罚制度，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利于立足单位的自身特征，明确处罚单位犯罪的价值目标，完善我国相关制度设计，从而有效预防单位犯罪。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

我国刑法的金融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缺陷,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遏制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金融犯罪刑罚结构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严密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严格金融犯罪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基于对刑罚权可能被滥用的警惕,设计相应的刑罚排除机制,进行适度的限制与节制,以实现刑罚的宽缓。     

“刑期于无刑”思想的社会价值

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的政策,而儒家主张“以德去刑”的政策。“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的经验。     

我国前科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体系中前科制度的缺位,使得前科法律定位不明确。犯罪人受过刑事处罚后复归社会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评价无法预测和控制,这不利于其重返社会、消除犯罪标签。因此,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建立完善的前科制度,可使刑罚的功能达到最大化,使刑罚的效果处于可控制的范围。     

论贝卡利亚刑法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贝卡利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成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他所主张的客观主义的犯罪论、双重预防的刑罚目的观及实现刑罚有效的刑罚及时性、公开性、确定性原则 ,尤其是他所倡导的死刑废除论对后世刑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