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非法证据之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它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诉讼目的在此问题上的对立.随着人们对程序法独立价值认识的提高,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建立全面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诉讼民主发展的世界潮流.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运用问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第52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利于推动“两法衔接”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诉讼的效率。在“两法衔接”的过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有效衔接的途径离不开检察机关在落实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合法、公正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落实到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性手段在于证据的合理运用和判断。本文将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旨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下，立足检察职能，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下对行政证据合法性审查为视角，分析论证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

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是研究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提出的电子证据能否被采纳以及采纳的标准问题。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电子证据亦不例外,必须经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检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和建议很有必要。     

论客观性证据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推崇主观性证据中心主义,由此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从而产生的冤假错案也饱受诟病.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提出,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响应,各地公、检、法机关也纷纷开展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比主观性证据与客观性证据,发现主观性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方面不及客观性证据可靠,因此应当转变证据审查重心,实现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诉讼模式.     

从证据能力视角审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

证据能力是证据从材料到定案根据的基础。学界长期关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因证据能力的有无展开论证。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证据能力的规范,部分吸收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配套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是衡量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时证据能力有无的重要标尺。     

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完善

测谎是一项科学的认识活动,并且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在学界和社会实践中已经成为共识.在诉讼领域,测谎已经在侦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测谎能否成为证据手段,测谎结论能否成为诉讼证据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质疑.这既与测谎技术本身还有待发展完善有关,还与人们对测谎技术缺乏正确的认识从而不信任有关,尤其与我们的诉讼证据制度本身还欠缺规范其使用的法律规则有关.测谎可以完成诉讼证明中证据的本质属性-关联性证明的作用,应当纳入法定诉讼证据种类,但测谎证据必须需要其他证据来补强,测谎否定结论证明力大于肯定结论证明力.测谎并不侵犯被测者的意志,测谎检查的作用一是发现真实,二是排除嫌疑保护无辜.应通过构建测谎的技术程序制度和诉讼程序制度来规范测谎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的问题.     

浅谈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诉讼证据,其表现形式与传统证据有较大的区别。文章从刑事证据法学角度,阐述了电子证据的特点、法定形式以及电子证据成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以期对我国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浅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

行政权力扩大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为了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和控制行政权,很多国家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并纷纷出台行政程序法。为了实现程序正义,就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为符合有关的证据规则。依法行政、依法控权、保障人权是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产生、确立、发展的内推力。实行不同于现行司法证据规则的证据体系,确立行政程序证据的本质及特性,更有助于行政行为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合法与合理的衔接,促进社会和谐。     

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相异及衔接

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并且存在较多衔接关系 ,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正确识别之必要。它们的相异主要表现在 :性质、目的、范围、证明对象、调查取证的阶段等方面。二者的衔接主要表现在 :行政诉讼的一部分证据来源于行政证据 ,二者都具有证据的基本属性、种类划分基本相同。区分行政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 ,不仅适应了法治行政的潮流 ,而且有助于树立现代法治和正当程序观念 ,促进行政程序价值的实现     

论行政程序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应用——以行政程序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为视角

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益,使经济案件证据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在行政程序证据的应用过程中,只有区分行政程序证据和刑事证据的差异,重视将行政程序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注意不同类型证据在转化过程中的问题,才能实现对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     

行政案卷排除规则与非法证据采信问题初探

一、关于行政案卷排除规则 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审查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是诉讼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知情权和质辩权的需要,也是保障审判公正的重要程序要求。有学者认为,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不仅是行政诉讼的要求,也是行政程序的要求。为了保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行政诉讼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不但应当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原则,而且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口头或书面的质证,否则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复议机关在复议期间收集的证据,因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且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经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之证据能力探讨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受到诉讼模式的影响,建立"混合诉讼模式"的证据能力制度是解决其所获证据能力的关键所在;卧底侦查所获言辞证据、实物证据的特殊性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证据能力规则;确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符合的证据能力制度,构建以"利益衡量"为标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卧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完善我国卧底侦查所获证据能力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     

论"钓鱼"执法中的行政证据合法性问题

“钓鱼”执法事件曝光后,社会舆论和法学界一致认为其违法,但是没有人能指出它究竟违反了哪个法。事实上,目前就找不到这样的法律依据,这反映出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行政证据制度,实践中行政机关的做法是照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但是,把诉讼证据规则简单地移植到行政程序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政实践中都会产生冲突,因此,应当由《行政程序法》规定符合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证据制度。     

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证据制度的构建－－借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证据制度

行政证据和行政证据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即将颁布的行政程序法典应该对行政证据制度作出规定。借鉴美国的经验 ,作者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典证据制度的设计作出构思 :1.建立独立的行政证据规则体系 :2 .行政证据制度的适用范围———听证程序 :3.行政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举证责任 ,证据的接受和收集 ,证据的判断。     

行政优势证据的认定与证明标准

“压线行驶”“违法鸣笛”“违章掉头”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受制于违章行为的瞬时性,监控数量和技术的滞后性,行政主体只有执法人员的个人陈述,形成双方“一对一”证据的尴尬局面.法院率先以行政优势证据出发,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拿捏比例原则,权衡行政主体的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建立一套单独的行政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行政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程度应该大于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明规则”百分之五十一的要求,小于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以此达到法官所要求的“量度”和“质度”的证明要求.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

证据调查是刑事庭审程序的核心内容.审判中心主义、法律的形式理性、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理论是刑事庭审中设置证据调查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基于不同的诉讼理念,在证据调查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日本法、意大利法为代表的"混合式"诉讼构造在证据调查的设计上的确体现出"混合式"的特征.与此相比较,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存在很多问题,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我国的证据调查予以重新构建.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据开示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在对抗式诉讼中是确保对抗式诉讼程序公正进行的有效手段之一。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还有待逐渐完善,以实现我国立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