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是指未经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以寻找文物为目的,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该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根据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不同特点确定不同的标准.同时,有必要将故意损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以及过失损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当前盗窃文物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最近几年文物犯罪活 动激增,走私文物、盗掘古 墓葬、盗窃馆藏文物、倒买 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十分 猖獗。祖国文物遭到的巨 大摧残和破坏,令人触目 惊心。例如,1988年5月, 湖南省邵阳市被盗古墓葬 3,000余座;1988年至 1990年,内蒙、陕西等八省 区就有25,000余座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被盗掘;另 据不完全统计,1983年至 1991年,全国共发生馆藏 文物被盗案450余起,丢 失文物近6,000件。又如, 1992年9月18日,开封市 博物馆被盗文物69件,均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探析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犯罪，它侵犯的是双重客体，犯罪对象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客观方面盗掘行为是单一的实行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既遂的认定应以盗掘行为的完成作为区分标志。     

文物犯罪高危地区公安打防措施——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件实证研究

盗掘型文物犯罪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研究针对盗掘型文物犯罪高危地区的公安打防对策对于打击文物犯罪,保护国家的文物安全,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析几种新罪名

近几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这是对刑法的补充,为司法机关惩治侮辱国旗国徽的犯罪分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犯罪分子和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对这几种新罪名分别作一浅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文物警察工作研究

山西最近20多年的文物犯罪,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盗掘犯罪出现、90年代前期盗毁寺观造像犯罪凸现、新世纪初文保单位范围外的盗掘和户外石刻盗窃增多三个演变阶段。山西公安机关开展文物警察工作的经验有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提前警务、社区联动,机构单设、体制创新等。建议在今后一段时间,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打击盗掘古墓、盗窃户外石刻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加强情报互通和串并案、经费投入和装备改善以及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     

论妨害文物管理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自然也就成为了犯罪分子侵害目标。近年来,盗掘古墓、倒卖文物、走私文物的现象日益猖狂,这种链条式的不法行为,使我国的珍贵文物大量流失,犯罪分子利用娴熟的作案手段,将盗掘而来的文物进行倒买倒卖或者走私,使其很快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流向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必须及时有效地规制此类犯罪行为,击破文物类犯罪的"盗掘—倒卖—走私"的典型经营链条,保护国家的文物管理秩序,防止文物的大量流失。     

我国文物犯罪现状与打防对策实证研究

文物犯罪是以文物为对象的犯罪的总称。当前我国文物犯罪高发,主要犯罪形式为盗掘、盗窃、走私文物,主要特点表现为地域化、专业化、产业化。有效打击防控文物犯罪,一要落实监管职责,及时发现案件;二要搭建全国文物犯罪工作平台,信息共享;三要追踪赃物,倒查案件;四要摧毁文物犯罪产业链;五犯罪输出地与犯罪输入地要联合预警。     

近期文物犯罪动向及其应对建议

近期我国文物犯罪的动向和文物安全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盗掘案件重点地区问题依旧严重;盗窃（抢）案件数量最多,石刻文物失盗案件泛滥;部分文物收藏单位的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建议加强文物安全的防范、石刻文物盗窃案件的打击和馆藏文物的管理,加大对寺庙文物和个人收藏文物的保护力度,建立和完善文物案件报送、统计、发布制度。     

域外文物警察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以盗掘、盗窃、走私、倒卖为主的文物犯罪在我国境内一直呈高发趋势,而这类案件在实践中的破案率很低,缺乏专职的文物警察是造成这种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全世界来看,许多国家都建有文物警察专门负责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对我国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通过对域外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文物警察及其特点的介绍,以期对我国有效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盗窃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现行刑法将盗窃文物犯罪的行为涵盖在盗窃罪中,使得盗窃文物犯罪行为在定罪标准和量刑幅度的认定上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文物犯罪体系化的要求,以及打击文物犯罪的需要,应当将盗窃文物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并将其纳入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盗窃文物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的雕塑、壁画、建筑构件及附属文物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我国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我国有倾向于质的差异说、倾向于量的差异说、倾向于质量差异说及双重性质说等四种较具代表性的行政犯性质学说。在我国,对行政犯性质的认定,则既要在立法上区分何种行为构成犯罪,何种行为仅构成秩序违反行为,又要在解释论上解决行政犯是否排除部分普通刑法总则的适用问题。     

危险驾驶案件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较为简单,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法律解释,实践中各地把握标准不一,执法差异明显,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本文对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进行了实证调研,就进一步完善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提出了积极的构想。     

从司法角度看吸收犯

目前由于理论界对吸收犯与连续犯、牵连犯的争论不断,经常导致在实际案例中三者的认定不清,从而产生不同的司法结果,尤以牵连犯与吸收犯为甚。因此,在认定吸收犯与牵连犯时,应运用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单复对应关系这一可行性较强的认定标准。     

片面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片面共犯在刑法上并无规定。其与实行犯组成的犯罪形式由于不符合共同犯罪条件,可定名为片面共同犯罪。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应按刑法一般原则定罪处罚,而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片面共犯应根据实行犯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遵循一定的原理,决定是追究其刑事责任。     

毒品案件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共同犯罪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尤为突出。实践中,运用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认定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无论是从刑法理论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层面,都有必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分析和论证,对当前的司法实践给予启示和指导。     

对“危险驾驶罪”的质疑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带来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罪名增加与整个刑法条文的不协调以及取证难,现实中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也难以达到。建立立法科学的评估体系,完善并利用好现实的行政及司法资源,才是解决危险驾驶问题的妥善之策。     

论结果加重犯的中止形态

结果加重犯是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而结果加重犯的中止形态又是该问题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以犯罪中止为视角来论述结果加重犯的犯罪中止问题，则结果加重犯的犯罪中止形态可具体分为中止犯的结果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的中止犯。     

累计数额刑事处罚制度研究

尽管累计数额刑事处罚制度呈现出一种扩张态势,但它存在诸多问题。鉴于其理论根基并不牢靠,应促使其让位于更符合刑法原理的普通处理方法。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需要从学理上对之进行限制解释,即:只能针对符合徐行犯、集合犯形态的数次行为,在未经刑事处罚处理并且未超过刑法追诉时效时,采取累计数额方式予以刑事处罚。对连续犯、同种数罪不宜采用此方法。适用此方法既不应受"未经行政处罚处理"的限制,也不应受有关行政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限制。     

重婚罪疑难问题研究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无效婚姻可以成立重婚罪。我国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在罪状表述上照搬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对事实婚姻加以认可,导致同时娶两妻在定性上的矛盾。因法律重婚而构成的重婚罪是结果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之日开始;因事实重婚构成的重婚罪是继续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终了之日起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