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逻辑

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单一国家治理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并存阶段及二战后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并存阶段。国际关系治理模式作为一场深刻的历史变迁,有其外在和内在逻辑。在外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表现为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在内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深受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影响。国家主义、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良性互动,有力推动国际关系治理模式进入有序演进轨道。     

战后日本基层社区治理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日本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向来为中国学人所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担负着主要作用。日本社区治理采用国家主导模式,且国家发挥了立法、建制、规划、发展社区的"元治理"作用。应立足文化传统,因应社会发展阶段,更好发挥国家的"元治理"功能,并从自治制度、精细管理、科学规划、社区福利等方面借鉴和改进我国社区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聚焦点与新生长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学术界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构成要素、能力现代化和提升途径等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应看到,国家治理能力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的生长空间还非常广阔,诸如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理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国家治理能力的实证比较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贫措施,贫困现象得到了大幅度、大面积的缓解,因而,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反贫困三十年四个主要阶段的分析,将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概括为:政府主导型的贫困治理、渐进式的贫困治理、以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来确保贫困治理的长效性、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来构建多元化的贫困治理主体、确立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减缓贫困的根本途径等等,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贫困治理的五大发展趋势.     

云南边疆政治安全的治理实践、发展趋势及基本对策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国家对云南的战略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云南边疆政治安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云南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经过探索开创阶段、曲折徘徊阶段,已经迈入了恢复发展阶段。当前云南边疆政治安全主要受执政合法性、缅北地方武装、境外敌对势力、境外宗教渗透、境内邪教蔓延等党权系统、政权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威胁。治理云南边疆政治安全,需要从经济建设、意识形态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维护等方面着力。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治安治理模式变迁与经验探析

农村治安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农村治安改革的基本方略与目标指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我国农村治安治理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自治型治理模式阶段、管理型治理模式阶段以及管理型治理模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与探索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是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农村治安治理体系,即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农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     

新时代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治理——基本目标、主要经验与对策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加大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治理和农村贫困治理成为弥补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领域短板的重要举措,建立生态与民生相互促进并加快改善的机制成为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关系逐渐由指导关系为主演变为合作关系为主,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村级治理体系逐步建立和健全,村民小组(自然村)的自治功能逐渐强化,村级集体经济开始发展壮大,村民主体性的激发机制逐步完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必须顺应这些变化并进一步提高其乡村治理绩效,以促进这些地区的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超大城市空间的统合治理——基于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分析与反思

中国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和城市失序等"大城市病",因而,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人口、资源、空间和服务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各城市纷纷开始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论文以北京市2017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例,考察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的运作过程。研究发现,党政共治、人大支持和司法保障的内部整合治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元协作和内外统筹治理是统合治理的内在特质;多元治理原则与专项行动任务的统合、职能分工与属地责任的结合、统筹领导与联动协同的整合、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的融合是统合治理的主要运作特征。统合治理因应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新挑战,取得了一定治理绩效,但也存在缺乏有效制约、运动式治理倾向、强政绩导向和忽略民意等问题。     

圈层分割、垂直整合与城市大气污染互动治理机制

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已进入复合污染的阶段。从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主体结构演变看,主要经历了圈层分割和垂直整合两种治理模式。圈层分割既存在横向治理主体分割,也存在着纵向治理主体分割,由于治理主体间缺乏互动而导致治理失灵而低效;垂直整合试图协调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条块关系",实现垂直整合下的横向协调,但也存在限度,出现了"条"上的权力有效监督缺乏和"块"上的功能协调困难,未能形成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治理主体互动机制。借助互动治理理论,推进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关键是建立纵向维度的治理主体层级互动、横向维度的治理主体合作互动和空间维度的治理主体功能互动,形成纵横交错立体化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城市大气污染实现善治。     

从全面管控到依法治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以城管部门为研究对象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可以根据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实施之前为第一阶段,因国家在城市中实行以单位制为主的管理方式,单位构成城市基层的治理主体,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城市基层进行全面管控。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为第二阶段,在改革的背景下,国家对社会的管控放松,单位制解体,街道与社区却难以完全承接原单位的功能,国家相关治理部门直接面对原子化的个人并成为治理主体。面对大量治理需求,国家成立独立的城管部门,但由于法规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暴力执法等非正规治理问题频发。进入21世纪后为第三阶段,随着社会法制意识和监督方式的增加,社会约束力不断增强,同时,国家以和谐社会和依法治国的目标来维护社会稳定,使基层治理人员的行为受到社会和国家的双重约束,城市基层治理迈入依法治理的阶段,逐步实现了从全面管控到依法治理的历史演进。     

网络化治理视角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合作探析

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规划的形成,越来越多的"跨界"公共事务需要解决。本文从网络化治理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罗宾斯的组织发展理论,提出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合作中的三个阶段(初始—震荡—规范)及其特点。通过构建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架构,规范合作治理的正当性,提升经济发展区域一体化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最终实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网络化治理由"震荡阶段"向"规范阶段"的转变。     

电子治理的概念特征、价值定位与发展趋向

电子治理是基于电子政府、电子社会发展的一种治理形态或治理阶段,是传统治理的阶段性跃升状态。中国的电子治理既有着国际趋同的共性与共识,又有着自身鲜明的治理特征,这在核心理念和价值定位上表现为电子治理与国家治理、公共管理改革、电子政务,以及民主等重要概念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中国电子治理的实践领域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政务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网络监督与反腐败等方面。在未来,电子治理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电子治理的体系建设、多元主体下电子治理的责任机制问题、网络与信息安全、在电子治理中引导社会合理预期,以及电子治理的全球化等重要问题。     

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数字治理理论(Digital Governance Theory)发轫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衰微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之际,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国外对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以英国学者帕却克·邓利维为主,系统概括公共管理在信息时代的各种变化以及数字治理理论的优势。国内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在译介以帕却克·邓利维为代表的学者文献,介绍数字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本文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做出统计分析,按照时间脉络维度,每五年为一阶段,纵向归纳各阶段的核心概念及主要问题;按照空间维度横向梳理东西方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相关文献,反映出社会情景对数字治理理论的影响;介绍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五种争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背后的逻辑是否一致?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造成政府角色冲突?数字治理理论对治理责任的归属是否明确?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加速部门间的冲突?数字治理理论是否算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等争论,这些争论推动着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四十年:历程、成就、经验与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行政体制改革经历了不断深化的五个主要阶段,这五个阶段的改革各有侧重,但始终以解决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服务于改革全局为导向。在四十年历程中,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改革的成就不单单来自政府自身建设,也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紧密相连。随着改革进入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思考行政体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结构维度下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转变历程论析

中国社会治理之道在理论上经历了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演进既是我国社会建设方面的不断进步,也反映了我国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变化。社会结构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线索,反映出我国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变化。要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特点及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取得显著的成效。     

关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在此,先从正反两个事件说起。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之争下的区域政府理论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的不同前提和政治历史的双重叙事催生了区域与政府发展的理论发展,并从治理空间、公民自由与国家正义的多重视角确认了区域政府理论。在区域政府初步发展阶段,这种治理变革不仅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局部模式,也表现为区域治理的合作形态。     

中国进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经历了从国家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即5.0强化版、增强版。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表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明确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国家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两阶段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公共危机周期规律视阈下基层干部的治理角色与能力提升

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规律表明其演变过程会经历"潜伏、爆发、缓解、痊愈"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基层干部有不同的治理角色责任,由此也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能力要求。基层干部的危机治理能力对危机治理效能的取得起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随着我国危机治理制度化建设的推进和治理理念方式的转变,基层干部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提升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治理实践凸显了基层治理优势,但也使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短板显现,这背后存在体制局限、组织薄弱、自身能力不足等现实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从改革体制、完善组织及增强本领等方面为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创造有利条件,从而筑牢危机应对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