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的价值之维及其取向

社会秩序实质上是国家、社会与个体的相互关系，内在蕴涵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团体、自由与秩序的价值维度。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来自国家赋予的权威与服从，同时也需要社会提供的信任与合作。人们往往以个人在团体中的秩序体验来评价社会秩序，个人与团体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映射于社会秩序本身。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在国家形态下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一种内在紧张。良好社会秩序的形塑，需要三对关系的合作共洽，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底限下达致自由秩序的形成，自由秩序也就是建立于契约基础上形成的自控型秩序。     

简政放权视域下哈耶克自由观的批判性研究

任何一个社会秩序的根本是一个道德秩序。我国当代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路向是以法治代替人治,其根源是矫正和规范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哈耶克的自由秩序伦理思想尤其是对自由的珍视以及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积极认知,对于解决当前伦理秩序构建中的困境有着积极的启示。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哈耶克思想的内在逻辑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刍议

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与此相应,需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需要的满足使潜在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因为生产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物质”需要,而使“文化”需要问题凸显.“两个文明”语境中的“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五位一体”中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它是一种“人文化成”意义上的“文化”需要.需要结构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文化的产业化不仅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为社会结构的转型、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社会分层视野中的有组织犯罪成因探讨

以社会分层为视角,能够辆示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中国当代社会分屡表现出城乡二元蛄构处在解体过程中、权力-市场并行的资源配置秩序和流动机会与流动障碍并存三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影响到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心理成因、社会结构成因和外在诱因.     

柏克的社会自由思想初探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人类历史实践表明,自由的追求应该符合社会的需要。本文将就柏克的社会自由思想进行初步探索,这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自由与社会"这一矛盾具有现实性的借鉴意义。     

当代社会转型中人格矛盾及致罪的可能性分析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交织并存的新旧两种体制、秩序规范将会导致人格矛盾。这些人格矛盾如果不加以调适,将会导致一系列的个人和社会问题。以社会心理学为指导,加强对公众心理素质教育,促使其心理机制转变;更新社会化模式,塑造现代人格,是缓解和消除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人格矛盾的重要途径。     

论有秩序的自由——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均衡

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以法律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历来是立法和执法的价值选择上的两难问题。秩序和自由所能达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正是自由与秩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才使得法律不断发展、演变，也才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并使社会从相对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宗旨是生成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法治，在这样的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又能在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论社会危害性的矛盾结构及其功能性蕴涵

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不是行为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主流群体作出的一种负价值评价。社会危害性是主观与客观，客观性与可知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应该把社会危害性理解为一种有层次的矛盾结构关系，除了内容上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其与犯罪其他特征构成矛盾关系以外，社会危害性还与其对立面即非社会危害性因素构成外部矛盾结构。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理念存在我国刑法中，从应然和实然的不同层面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起着理论基础和技术指导的功能。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并非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准，与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冲突。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差序格局是一种传统深厚的社会结构,表征着中国化的关系秩序,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而呈现为新的形式.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隐含着一种基于伦理、感情和利益的“差序格局”.利益相关度和等级观,形塑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差”格和“序”格.行政地属关系、举办者身份和重点建设政策,建构了中国高校的“金字塔”格局.高等教育治理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多维结构,映衬了治理结构与秩序层面上的诸多矛盾,其本质是关系秩序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日常与公共、关系与法治之间划定一条界线,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静力分析

转型中国的自治之力、官治之力和政治之力大小各有不同,共同影响着法制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转型法律秩序。在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受力分布中:社会自治并未为法律变迁提供最坚决、最强大的支撑力量,而是以一种中剂量、温和的民间社会之力,推动着法律制度的变迁和转型;官方治理从维护积极自由的角度出发,暂时平衡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矛盾,避免了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零和博弈,因而得以充当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主导力量;政治制度则形成一种执政党控制之力,并将其纳入具有极高效力的政治法之中,成为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最强大支撑力量。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     

辽宁省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新的社会阶层中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出现，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现实。分析研究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及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做好党对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新认识，更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延伸和战略重点。     

社会建设的四个抓手

为什么要高度关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矛盾频发、社会问题增多，群体性事件多、上访多。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处在社会矛盾紧张期，我在研究中将这种现象称作“社会结构紧张”。为什么会这样呢？社会学常常从社会变迁上解释，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     

我国群体性矛盾高发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社会心理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社会行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处于活跃多发时期，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且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现实与人们的社会心理趋向密切相关。普遍的大众社会心理是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大众产生了诸多不良社会心理，具体表现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不公平感与相对剥夺感、利益上的相互攀比心理、过度追逐名利引发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心理、社会信任的弱化与缺失、盲目从众心里、法不责众心理、逆反心理等。这些社会心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干预、疏导、优化社会心理成为我们当前预防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环节。     

中国社会转型期构建社会信任的理性分析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也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引发犯罪的社会结构因素分析

我国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犯罪呈现出新的鲜明的时代特点。本文以当代著名犯罪学家库仑的理论为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从社会分层、社会地位、社会心理、社会反应等四个方面来分析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犯罪态势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对当今犯罪现象的研究寻找一种更为切合社会现实的视野。     

论宪法价值的概念、构成与内涵

宪法价值是社会公众对宪法矛盾运动效应产生的观念形态的预期需求。它不是宪法价值的功能、作用和评价。宪法价值的基本元素是秩序、自由和正义。社会正义是宪法价值体系中具有广泛内涵的总的概念,是确定宪法内容的主要依据,是评价宪法价值的总标准,也是宪法价值研究永恒的主题。     

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制

我们目前对封建社会的概括和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解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马克思是从所有制关系方面揭示了封建制的本质 ,阐明了封建制内部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的机制。欧洲封建制是一个可溶性的社会结构 ,农村与城市封建结构的结合 ,可使流亡的农奴和自耕农转化为自由劳动者 ,而中国集权专制社会不是这样的社会结构。通过对东西方古代社会的比较考察 ,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封建制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对“封建”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的误解。历史是社会的宏观记忆 ,正确解读历史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石家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矛盾,理性剖析社会结构变化,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石家庄。     

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社会结构变动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跨地域、超国家进行扩张的现象。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并非全球化的始点,而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是跨国公司主导下资本与人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流动的结果。随着影响全球化的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流动与均衡化分布,全球化将导致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趋同化”,南北矛盾大大缓解,而资本家集团与一般大众之间的矛盾将再次突出出来。在这个未来的全球化阶段,马克思的幽灵可能重回人间,世界大同的理想将再次成为人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