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的法理解读与立法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把醉酒驾车和追逐驾驶中情节恶劣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是因为该类行为具有抽象的危险性,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为了解决危险驾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责任问题,在适用现行刑法区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础上,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把危险驾驶行为予以立法归罪进行规制殊有必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在立法上仍然存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仍会遇到相关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操纵期货、证券交易价格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 1997年刑法设立的新罪名 ,1999年 12月 2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又将其改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此罪的设立和适用引起了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与争议。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立法基础、概念与构成要件、认定、处罚等若干问题的探讨 ,有助于正确认定此罪 ,准确适用刑罚。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首次将非法移植人体器官行为纳入刑事立法,我国刑法理论界研究较少,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研究器官移植的立法沿革,界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探讨器官移植的立法完善,意义重大.     

骗取银行信用罪之立法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着重补充和修改了经济领域的四类犯罪，其中尤其以惩治金融领域与证券领域犯罪为显著特色，并相应地加重了对这些经济领域犯罪的刑罚。该修正案第10条新增罪名可以定为“骗取银行信用罪”：本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银行信用，在结果上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关于重大损失的数额认定应截止到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前。     

叛逃罪之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叛逃罪法条进行了修正：一方面，删除了原条文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规定：另一方面，修正了对于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叛逃罪的条件，删去了“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的限定条件。这种修正不仅合理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叛逃罪认定方面的难题，也进一步加大对该罪的打击力度，其实际意义应当得到全面的肯定。修正后该罪的犯罪构成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为便利司法适用，应当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全面的理论解读。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解读及完善

近年来,随着人体器官强制摘取、非法买卖器官等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出台标志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正式入刑,对人体器官买卖行为起到了极大的遏制作用。面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应从此罪的构成要件以及适用中的司法难题两方面入手,正确理解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内涵;并应结合国际、国内关于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规定,完善相应立法。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体器官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在＂摘取未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8周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故意的成立。《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处于缺位状态,这实属立法缺憾。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分则部分评述

对刑法分则的修改是《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重要内容。新增罪名中,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在罪状表述方面均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就原有罪名的修改中,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所增加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推敲。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及其他组织性乞讨行为浅析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有力地保障了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儿童实施乞讨行为则是本罪犯罪构成上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也是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组织儿童卖花和组织成年人强行乞讨等与本罪相关的组织性乞讨行为性质的依据。     

论恶意欠薪的入罪设置——评《刑法修正案（八）案》第四十一条

为了有效地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2011年2月25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在第四十一条中明确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但人们对这一条款的设置存在诸多争议，较为合理的解决“支付能力”的证明责任难、“政府部门责令支付”的限制不合理、“严重后果”的判定依据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将本罪设定为亲告罪并删除不当的罪状描述，同时修改“严重后果”的表述。     

扒窃犯罪的法律适用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而非司法解释的层面将扒窃“入刑”,加大了对扒窃这一多发性盗窃犯罪的打击力度,拓宽了对盗窃罪的打击范围.由于没有出台相关细则,司法实践中扒窃罪的具体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笔者对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困境与应对——以114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后续配套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打击日益猖獗的新型网络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经济有序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实务经验分析发现，该罪在司法适用和刑法规制上，仍存在困境。通过节选114份相关刑事判决进行分析，引述个别判例裁判观点，总结造成上述困境的“致病因素”，即系“明知”过于认定主观、“帮助”情节标准差距、“上游”犯罪论证不足，上述“致病因素”最终致使该罪沦为网络犯罪的兜底处罚。要解决上述困境，应在锁定上述“致病因素”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直接措施改进该罪的司法适用条件；另一方面，考虑长远措施以完善该罪的刑法规制设置。以期在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方面，实现“标本兼治”。     

刑法第175条之一“重大损失”的理解和认定

刑法修正案（六）新增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具有积极的意义。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理解和认定其中的“重大损失”则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重大损失”范围应以直接损失为限；“重大损失”的判断时限应以公安部门立案时造成的损失为最终的损失认定时限；骗取贷款罪的“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50-100万元以上损失，“特别重大损失”标准可设定为300-500万元以上损失。单位实施的，以上述数额的2至4倍掌握。     

简论携带凶器盗窃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于如何理解与适用携带凶器盗窃，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惑和争议。文章从“凶器”的认定、“携带”的认定以及携带凶器的主观方面三点入手分析了携带凶器盗窃的内涵和外延。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探析——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延伸思考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设的一个走私罪罪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走私罪罪名体系,突破惩治走私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有罪不能罚”、“应罚而无适当罪”的现实困境,其立法意义十分重大。     

累犯制度修正内容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成立一般累犯的规定,并扩大了特别累犯的范围,司法实践中应对本次修正中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内容作正确理解和适用,使累犯制度的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讨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我国现行刑法增设的新罪名,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多争议。本罪的主体如何界定、“应当移交而不移交”如何理解、“徇私舞弊”和“情节严重”如何认定等,都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时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及其立法重构问题探讨

反对扩大特别累犯适用范围的观点不可取,《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六十六条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特别累犯”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增加了“恐怖活动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两种特别累犯。刑法第六十六条特别累犯与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毒品累犯具有相同的累犯性质,即两法条与刑法第六十五条普通累犯规定相比都带有“特别性”的本质属性,其区别仅仅是在立法表现形式上一个规定在刑法总则而另一个规定在刑法分则而已。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特别累犯条款应当重构,具体方案包括特别累犯条款规定中的不同种罪名宜可构成特别累犯,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特别累犯”两条款应予合并,以及增设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犯罪、走私类犯罪、侵犯财产罪、淫秽物品犯罪等类罪的特别累犯。     

“群租房”刑法属性的实践分析

“入户”一直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出现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中.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入户盗窃作为一种特殊的盗窃类型被单独予以列举,并取消其入罪时的数额标准.因此“入户”在刑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进入“群租房”实施抢劫、盗窃的,是否可以认定为具有入户情节,一直存在争议.“群租房”可以基本分成三种类型,绝大多数“群租房”均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户”的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在刑法上将“群租房”区别于一般居民住宅,会在操作中带来一定的混乱.刑事司法中将“群租房”认定为“户”有其可行性和现实必要性.     

行政刑法视野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构成要件及诉讼程序之辨正

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行政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改变这一定性,所以要坚持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刑法第144条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司法认定应该在行政刑法的语境内来进行:“生产、销售”要跟牟利性的经营活动联系考察才符合所侵害法益的性质,牟利目的应该是此罪的必备要件.“有毒、有害”与“不符合安全标准”是包含关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是“有毒、有害”的应有之义,其认定必须以鉴定结论为依据.如此,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至于违反法治国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