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北大核心CSSCI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地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对华采取了一种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战略,即“对冲”战略。该战略包含收益最大化（经济实用主义、约束性接触、有限追随）和风险应急（经济多元化、拒绝支配、间接制衡）两类政策选项。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经贸合作和接触政策来交好和约束中国,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拒绝支配和间接制衡等手段来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新加坡的对冲战略由东南亚体系压力形塑,其自身的脆弱性进一步强化了该战略的实施速度和力度,并影响了战略工具的选择。在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对华政策面临来自地区、东盟和自身三方面的挑战,实施对冲战略的难度在不断增大。新加坡需要改变过往在中美竞争中牟利的思维,在战略工具箱中增添新的政策选项,真正做中关“共同的朋友”,促进中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样,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也需经得住新加坡式的“小国考验”。     

特朗普"美国第一"外交与美国东南亚政策 及其趋势

2016年4月27日,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了以"美国第一"为中心思想的外交政策演讲.这一演说清晰地提出了特朗普当选后的外交政策方向,是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特朗普执政后的外交实践就是在这一外交纲领下付诸实施的,其对美国包括东南亚政策在内的全球和地区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形塑和框定作用.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东南亚政策是:对东南亚采取总体上的"忽视"政策,拉拢东南亚来应对朝核危机,安抚东南亚,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拉拢越南来平衡中国影响力.特朗普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对东南亚总体政策上的交易主义,对东南亚贸易关系呈现显著特点,安全上向盟友提供再保证,争取东南亚各国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东南亚政策中的中国因素仍将突出,出台明确清晰的亚洲贸易政策和安全政策.特朗普政府东南亚贸易和安全政策对东南亚、中国及美国自身都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为:继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来管控中美南海冲突,建立单边或双边安全机制以削弱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

美国的东亚战略调整是政策回归的产物,是针对东亚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应变之策,实质仍在于强化和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其主要方式是基于地区制衡的前提下不断交替使用离岸平衡与选择性介入。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其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已经出现可能替代美国影响的趋势时,东亚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一前提之下,美国的东亚战略加强了针对性和进攻性。中美战略性冲突有可能上升,但同时在新的安全利益得以相互明确的过程中,利益协调仍是关键。目前,中美战略猜疑仍在上升,中美之间进入新的战略磨合期。     

中美关系力量结构变化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是美国对华政策深度调整的结果，根源于中美关系框架内不同性质的力量发生实质演变。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是全球价值链体系内东亚区域整合的必然结果，因而具有很强的不可逆特征。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摩擦的时机选择体现了其战略考量。作为中美关系中重要的正面力量，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在不断弱化，政治、安全等负面力量不断发酵并呈现出主导中美关系走向的态势。此次中美史诗级贸易摩擦是美国社会对华负面力量不断叠加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文明的冲突”加剧了中美关系正负力量失衡并使天平逐渐向负面力量倾斜。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基于发展视角提出中国理性客观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与策略。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中美战略关系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关系

自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以来,以“黑客袭击”与“信息自由流动”为标签的网络安全政策,逐渐成为美国战略框架中的新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随着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调整,所谓应对来自“中国黑客威胁”日益影响中美战略互信。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的调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以及国务卿希拉里推进“互联网自由”的讲话,都表明网络安全关系正在成为影响中美战略关系框架的重要变量。     

中美之间的认识差异--美国视角分析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中美之间既有原则性差异又有一般性差异。从国家层面看,美国认为美国有权以人权、民主或自由的名义指责或改变别国的内政;从国家间关系看,美国认为中美之间缺乏战略合作基础;从国际层面看,美国认为中国主张的多极化实际上是反美与争霸。中美之间的差异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对外战略指导原则的差异以及历史观的差异,美国对中国认识的误解和偏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冷战思维以及功利主义。随着中美双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美国对中国的正面认识将会加强。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美国对华战略的国际与国家因素

美国对华战略存在接触、遏制、融合、选择性干预、离岸平衡等多种选择.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受到国际、国家甚至国内多重因素的制约,既需要审视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也需要正视国家间实力的变化,同时也要注重中美两国战略互动进程所带来的相互塑造与相互融合.     

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东南亚战略,全方位重返东南亚.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既是对以往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更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主要手段和策略就是强化美菲同盟.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更趋务实和灵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美菲同盟强化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致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极大压力,完善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挤压中菲经济合作空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菲同盟强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主要对策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经验,坚持矛盾双方直接和平谈判原则,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和谐,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最高领导人发挥大智慧和大魄力,增强自身实力与消除中国威胁论并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组织,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积极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削弱美菲同盟的利益基础.应对美菲同盟强化及相关联的中菲南海争端问题,应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不能反应过度;应讲究策略,坚持同菲律宾进行直接、和平、平等的协商.     

美国的战略目标与东南亚

"9·11"事件后,美国全力重返东南亚,这在东南亚及其周边引起了震撼。美国关注东南亚由来已久,但当前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东南亚特殊的战略地位,使美国在东南亚倍加用心。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将其全球战略三大目标:安全保证、经济振兴和全球民主化,与东南亚结合起来,开拓性地把东南亚在美国战略中的角色定位为反恐第二战区、地缘战略区、经济利益区和民主扩展区。     

中美博弈的辩证解析

中美关系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矛盾的过程.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博弈,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左右世界大势.中美在亚太地区博弈.美国通过在该地区“拉帮结派”增大其总体战略力量,并希望中国“四面树敌”.中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应在不同维度的周边外交棋盘上以平等态度睦邻、友邻、尊邻,努力“四面争友”,避免将周边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全球战略的怀抱.中美在各自的特殊时期博弈.两国都对外部环境变化十分敏感,都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同时,影响两国外交的国内因素也日趋多元、复杂.中国的战略对策必须建立在对美国真实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之上,否则就可能上大当、吃大亏.中美在日益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中博弈.中国必须改变仅仅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多少来衡量国家实力的浅薄认识,对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必须以准确把握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作为基础.战略制定者必须对现代科技具有深刻理解,才能对中美总体实力对比做出准确判断.中美在信息网络化空间博弈.网络安全问题正在中美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双方对威胁的理解.中美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博弈.尽管五角大楼曾预计战争将在2020年“定义”人类生活,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2012年至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中美创新之战”,因为理智最终会占上风,人类会以创新与技术来解决真正重大的问题:人的生存而非杀戮.     

相互依赖框架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

本文假定,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是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非常复杂,既存在资源依赖（包括原料依赖、科技依赖、市场依赖和资本依赖）,也存在权力依赖（包括军事能力依赖、经济能力依赖和制度能力依赖）。总体上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相对较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相对较弱。美国在对华中长期战略中,既可能积极谋求合作,又会在必要时抑制中国。对此,中国必须针对不同情况,利用复杂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积极应对,不断拓宽中美合作的空间,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探析

东海争端主要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已成为影响中日东海争端解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介入是加剧东海争端的导火索.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东海争端,中国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评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评析

奥巴马政府首届任期以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在战略和军事安全领域加以制约防范,在双边经贸、地区稳定和全球治理等诸方面又须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亚太地区作为美、中战略竞争的重心.而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应特点可概括为:“竞争合作,制约防范,规塑行为,影响发展,避免对抗.”结合今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与7月中美战略和经济高层对话,本文对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决策的历史背景、重要内涵、决策过程、战略意图、主要影响、制约因素和潜在危险,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进行了综合评析.最后就现阶段美中关系特点与把握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和中美高层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与“正能量”,在五个有选择的方面进一步推动双方的良性竞争、共赢合作提出了看法.     

论后危机时代的中美贸易摩擦及应对措施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自2008年爆发以来,几乎席卷全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受到重创。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帮助,向中国大举借债,在外交领域向中国示好,另一方面转过身来就发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抑制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阻碍中国新技术企业向美国的出口,以此作为恢复美国经济、保持美国竞争优势的战略措施。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更加剧烈,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企业须有相应对策。     

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

南海争端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议题,也是中国人必须重视的中国特色议题.本文从战略评估的角度对中国与国际海洋制度、中美海上竞争以及中国周边秩序调整等三大类议题进行了分析.南海问题的源起、演进与大国政治密切相关,受制于美苏争霸约束.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海洋秩序调整成了第三世界崛起的标志,中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考虑支持这一制度系统,对海洋制度如何约束国家行为并无充分准备.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美竞争的不是制度而是权力,这是众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导致南海波澜再起的重要原因.从当事国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已经不是制度、权力之争,而是周边国家担忧中国如何使用权力的反应,中国远未到主导周边秩序调整的阶段.为此,中国需要塑造一种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相互调适的战略文化,让不断增长的战略手段具备更加匹配的战略目标,只有两者协调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评析及对策思考

在国际政治正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的背景下,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全方位、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目标、地缘战略重点、军力资源配置、作战思想、军事装备技术竞争等多方面内容,在美国对华战略判断日益消极的前提下,中国军力的发展、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将受到深远影响。针对中美实力对比、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等,我们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自主回应“大国竞争”,军、政、经等多领域配合,“拆解”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努力寻找和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缓解美国对华敌意。     

“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实现发展。东亚和中国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工业化,但在今后一个时期,国际贸易增速将显著低于GDP增速,加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发展需要新思路。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全球化。中国具备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贸易能力,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当于两个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大小的富裕经济地带,在战略上中国倡导共商、共享与共建原则,因此,"一带一路"具有深厚的带动力。预计2030年左右,"一带一路"沿线中低收入国家有24亿人将转变为中高收入人口,而届时中国有14亿人口将成为高收入人口。尽管富裕起来的中国在战略上的确构成对美国的重大挑战,但"一带一路"也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合作共赢的机遇。因此,中国应统筹"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从战略上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