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生代作家边缘化的欲望书写

“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远离了传统的宏大叙事，直面当下社会现实，是基于自身个体生命的欲望式倾诉。他们对于欲望的确认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物欲的合法性和性欲身体的合法性。其欲望化书写体现了新生代作家对当下生存困境哲学之思的同时，也与他们对市场的有意迎合以及自身艺术能力的限制有关。     

关注群体焦虑研究：转型期社会组织理论的学术自觉和责任

传统和现代的组织理论研究学派一直未能接纳群体焦虑为“家族成员”,可谓是学术史上的憾事。仔细考究这一过程,组织理论研究对群体焦虑有过多种接触,但并未实质性地敞开大门。这其间经历了源头上的“重物轻人”、组织管理研究中的人学突起、由“机器崇拜”变为“仪器崇拜”的数个阶段,由此也构成了组织理论研究与群体焦虑保持距离的原因。外国的理论模式不能囊括中国的国情,更不能代替中国组织理论界的学术努力。研究群体焦虑是直面社会生活、国情形势发展和中国组织理论研究现实,它的“试金石”的意义在于反映组织理论研究是否真的在实现组织理论的中国化并尝试为之努力。     

重读上海都市“新感觉”：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视角

技术的更迭不断地改造着人类社会的空间形态,也重构着在空间中生存之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知。现代都市作为技术性空间,构成了上海新感觉派的感知环境,也是其重要的表征对象。上海都市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传播和移植的“技术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军事、运输和通信等技术的直接地理后果;而其在地生产,包括了都市空间的营造和城/乡空间关系的重构。新感觉派作家对现代技术事物的感觉之“新”,是在作为技术性空间的都市中,与“技术”效应之间产生的剧烈感应与共鸣。新感觉派技法的电影化,则是一种感性表征的现代技术媒介机制。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交汇视域来重读新感觉派,彰显了现代都市中“人/技术/空间”的辩证关系,在当代语境中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构建女性的自我文化空间——新世纪以来女性导演女性意识表达的特征

进入新世纪,徐静蕾、李玉、马俪文等女性电影导演的作品一方面通过对男权文化的柔性解构突出女性主体性,另一方面积极营造属于女性自我的文化空间。中国女性导演女性意识的表达在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中不断成长,是不断地在束缚与越界之间的过程运动。     

关于消费时代我国女性角色地位的探讨——以《非诚勿扰》为研究视角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现代化步伐加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品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消费社会和：k众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大众媒体的泛滥更使人们无处遁形并被不自觉引入消费大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角色地位问题。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社会地位很低；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但几千年的传统习惯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男性依然占主导地位，女性更多地被置于从属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众传媒对于女性“身体”、“苗条”等外在形象的塑造和渲染。可以认为，在消费社会里，女性更多地被当做一种资本或物品，具有交换价值属性，而非作为独立的个体被看待。     

“母爱经验”的迭代与异化——试论上海早期电影《空谷兰》和《神女》中体现的现代女性困境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女性性别主体结构的缺失在获取或付出“母爱”的感知经验方面变得明显。“母爱经验”主题的书写与接受在进入戏剧和电影的场域后需要被进一步关注其迭代和异化的过程，小说《空谷兰》从英国奇情小说脱胎而来，后被改编成文明戏和情节电影，以不同的媒介形式不断更新“母爱经验”的表达方式。《空谷兰》及其周边作品利用“奇观”的文化趣味来反映父权体制的压迫，重复着试图反抗却无法成功，最终将女性推向脆弱的“母爱庇护所”的“母爱模型”。而无声电影《神女》对于“母爱经验”的重现则体现于将“母爱庇护所”重建后再彻底打破，褪去了奇观趣味，《神女》的主演阮玲玉则试图将现实生活中的身体经验与电影中看似可被反转的“母爱经验”结合，她在电影叙事中已经体验过相似的悲剧人生，却仍然不能依靠习得的“母爱”感知技能去应对现实生活中女性主体结构缺失所造成的困境，最终揭示出“母爱经验”发生异变的结局。     

女性文学研究及栏目策划

学术期刊中的女性文学研究栏目是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阵地,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文学研究栏目策划的主题主要有:女性文学研究与中国社会性别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女性文学中"中国女性故事"书写、女性文学中关于当下的诸多性别问题的探讨、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研究以及对性别史的反思、女性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当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性别意识形态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地域性女性文学研究、乡土女性文学与都市女性文学研究等.女性文学研究栏目还需要关注国外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批评理论、文化批评和方法研究等主题.     

从女性到女星：民国上海电影女演员职业化进程研究

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女演员是影响都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力量。19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产电影在上海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尚有社会歧视和家庭阻力存在的大环境下，少数女性通过电影学校或公开招募等途径进入电影表演行业，演员逐渐成为颇受关注的一项女性职业，女明星即为其中的佼佼者，她们活跃于银幕与舞台之间，时至今日仍然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象征符号。     

以女性主义之名——电影《白鹿原》男性话语权的隐形书写

电影《白鹿原》对原小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把以家族为主体的宏观叙事，凝练到以田小娥这一个女性为线索的微观叙事。本片看似从女性视角出发，表现了小娥作为女性对于自身价值有意识地追求，但她却无意识地把身体当做价值实现的资本与手段。女性身体的价值属性是在男权话题体系中才有讨论意义的。所以，《白鹿原》是以女性主义之名传达并深化男性话语权。     

论女性审美文化的社会控制

社会转型期以女性为审美对象的审美文化是以男性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为依据形成的。它将女性身体物化、消费化,使女性丧失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降低了自我生存的价值,给女性自身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女性审美文化应从性别理论分析的角度,从国家、社会集团、文化界3个层面加以社会控制:     

“新消费空间”下的青年个体社会化研究

“新消费空间”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发展起来的都市商业空间。从经济层面看，它显示消费文化的合理性完全被社会体制所吸纳；从文化层面看，它显示为消费文化对塑造青年人格的作用。青年个体社会化原来的伦理完整性已经发生改变，具有多样性的个体社会化随即发展起来。     

"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

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以节日为例，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狂欢节等各种洋节在我国日益热闹，而国内的很多传统节目则被冷落。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因为，任何一种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有延续性的，现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不可能斩断历史来进行。     

从缠足到高跟鞋——中国近代女性身体审美符号的变迁

缠足和高跟鞋是女性传统与现代生活的显著标志,体现着女性身体审美符号变迁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实则源于共同的性别文化基础及相应的社会审美标准.无论缠足还是高跟鞋,它们都以女性的脚作为展示自我的舞台,都是女性追求身体美与实现社会参与的方式.从其所体现的身体美来看,女性的美是以男人的目光为参照标准.而作为女性的社会参与方式,缠足与高跟鞋又都明显地带有自我束缚甚至摧残的特征.从缠足到高跟鞋的历史变迁既承载着近代中国的观念更新,同时亦是一部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女性身体史.     

霍耐特“人的完整性”理论的现实评析

霍耐特“人的完整性”理论站在人是社会细胞基础上阐述了人要从自身身体的完整与内心情感的统一，个体所具有的权力与应该负的责任的统一，自爱与爱社会的统一二个方面完成人的“完整性”发展。而我国现在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当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的接班人，理应好好地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自己，完善自己，这一点可以从霍耐特的“人的完整性”理论中得到共识。     

论张欣小说中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这个消费主义为主导的时代里,张欣以其特有的细腻洞察到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在这个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面临的动摇、矛盾乃至抉择.她通过作品所呈现的女性在事业、爱情及生存价值种种方面的迷茫与困顿,表现了女性在现实条件下的生存困境,从而在广泛意义上揭示了商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变迁和现代人的生存忧虑.她的作品所表达的女性对于孤独、失落、困窘的体味,对友谊、爱情的渴望,都带有明显的时代意蕴,她的作品呼吁人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正视,并不断地努力探索着女性的自我救赎之途.     

2000-2004中国都市电影创作状况分析

2000～2004年,中国都市电影作品数量在逐年增加,这些影片关注当下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影片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且,无论是演员的表演水准还是影片视听语言的运用都是在逐步提高,可以说这五年中国都市电影的创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个别影片堪称中国电影中精品.但是,题材的重复、情节设置缺乏新意、形式与内容的疏离等等问题不可忽视.     

《贝雷咖啡馆》中黑人女性的生存伦理研究

格洛利亚·内勒,与艾丽丝·沃克和托尼·莫里森齐名,并称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坛的"圣三一"。《贝雷咖啡馆》是其著名的"黑人女性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主要讲述了多位黑人女性惨遭多重社会歧视和压迫及其奋起反抗、追求自我的生存经历,涵盖了丰富的生存伦理因素。本文从生存伦理的角度出发,对《贝雷咖啡馆》中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进行研究,揭示黑人女性处于社会边缘的生存地位,阐释黑人女性从隐忍地生存到抗争地生存、最终趋向和谐地生存的生存伦理观念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表达内勒希望消除社会歧视和压迫、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伦理思想和主张,对《贝雷咖啡馆》及内勒的研究进行伦理意义上的补充。     

积极的歧视——对都市类市民报纸娱乐新闻栏目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女性自主意识日渐鲜明地进入新闻传播领域 ,现今的大众传媒不再将女性置于边缘位置 ,而是投入了大量的关注。本文通过对武汉地区都市类市民报纸的简单抽样调查 ,对娱乐新闻栏目的分析中探讨女性形象在媒介中的实际角色。认为在娱乐新闻对女性形象充满欣赏、溢美之情的关注和报道之中 ,在她们独立、理性的强者姿态之下的依然是弱者依附、感性的心态。这依然是对男权话语的隐性解读 ,是一种实际上的不平等 ,是对女性“积极的歧视”。     

山东电影发展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简

山东是文化大省，但其电影产业的发展与其文化大省的地位并不相符。本文就山东电影制片厂1995年取得电影拍摄资格以来所制作的电影为例，从其“人性化”、“真实化”、“普通化”的审美品格入手，探讨了这些年山东电影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以期厘清山东电影发展的脉络，探索山东电影发展之路。     

新时期陕西女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

在卫慧、棉棉的冲击下,"美女作家"成为新时期的女作家创作的重要潮流.但是,陕西新时期女作家在商业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夹缝中,却大胆探索,忠于现实,写出了西安城市文化的变化,并为都市女性的活动提供了开明、时尚的物理空间.其笔下的人物是都市中的知识女性,也是有热情、有尊严、有自信的人群,面对消费主义浪潮,她们没有迷失,仍然遵从内心的欲望,寻找精神的家园.这样的一群女性形象为西安文化的国际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