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安全的较量：自白任意性的人权价值探析

保证口供的任意性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重要体现。目前两大法系国家对于自白任意性规则的落实有着不同的做法,而要求供述出于任意,排斥非法的取证方法,乃是各主要国家的共性。安全与自由是自白任意性规则的人权价值基础,个人自由应优位于公共安全,沉默权可看做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个方面。针对我国关于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规范的不足,应赋予刑事诉讼被指控人有限制的沉默权,落实公民在宪法意义上的人权,逐步具备承担国际人权公约下的国家义务的能力。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导司法机关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的规范性规定。证据规则的出发点是认为司法证明活动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完善性 ,因此法律必须规定在可能出现错误的地方浪费某些证据 ,也不要乱用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用六节三十二条的篇幅对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定 ,但证据规则只有一个粗略框架。目前我国主要的证据规则有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 ,亟需建立的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特权规则等     

刑讯逼供的刑事诉讼制度根源与相应对策探讨

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是刑讯逼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里有技术的问题,也有价值取向问题.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本设计.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应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自白地任意性规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自白补强规则

被告人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重要证据。然而法律规定失之于粗疏,司法实践中问题较为突出。对自白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补强证据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论我国自白补强证据规则之架构

自白补强证据规则对于解决疑难案件具有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但我国对该规则的运用尚处于经验层面。补强证据须独立于被告人供述且有证据能力,补强的对象是被告人供述。被告人的主观方面不应要求补强,犯罪的客观方面应采“实质说”,而专门性知识的引入是被告人与犯罪行为人的同一性补强中的关键。     

论被告人如实供述——以证明责任为视角

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一直都是热议的焦点,这一义务实质上表明我国刑诉法要求被追诉者承担举证或者证明责任,与被告人无证明责任相矛盾,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刑讯逼供等严重危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诉讼公正,也不利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因此我国应当全面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取消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设立新的制度规则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被告人供述笔录的证据效力

本文阐述了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证据中最常见的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基本特征。从立法上分析了我们对待被告人供述笔录的矛盾态度,分析了刑事诉讼中的认定口供证据效力的实践操作。提出构建我国被告人自愿性供述的规则,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刑事侦查中自白规则运用的问题及完善构想

"既不放纵一个有罪者,也不冤枉一个无罪者"是国家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自白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对刑事侦查活动以及刑事诉讼实务理论与实践探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被告人最后陈述制度构造原理

被告人最后陈述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机组成,大致存在三种制度模式及相应立法体例,但现有制度设计普遍不尽完善并缺乏价值原理上的共识.为此,应当将被告人最后陈述制度放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宏观视野加以考察并与刑事诉讼的各项基本原理相联系,其中,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规则及程序是其制度构造的核心要素.这一制度应当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所重视.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自白

自白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对案件具有证明功能,而且对于侦破案件非常经济,还能表现被追诉人的道德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强制性自白被废止,任意性自白规则得到确立。在中国,法律严禁强制性自白,但司法实践中,以刑讯等强制性手段逼取自白却屡禁不止,侦查机关和法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要实现自白任意性,就需要侦查人员改变观念,要增强侦查人员的权利意识,遵循法定程序,注重收集物证等证据,不把自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法院要发挥重要作用,惩罚违法的侦查人员,对于刑讯的自白要坚决排除,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     

论共同被告口供的性质及其证明力

传统共同被告理论仅以程序法为划分依据,理论上没有揭示共同被告的实质性联系,导致实践中对共同被告口供的不正确适用。从证据法上讲,可将共同被告分为实质的共同被告和形式的共同被告。实质的共同被告包括同案处理和非同案处理的共犯、牵连犯,他们的供述应作为被告口供处理,当前的司法解释将其作为证人证言是不妥当的。但同时对“不得仅以被告口供定案的原则”应予以松动,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可根据被告口供对整个案件或部分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形式的共同被告供述可作为证人证言处理。     

自白任意性规则之述评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自白,不具可采性。以自白具有任意性作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现在已经为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所共认。我国应确立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以进一步实现我国诉讼的民主化。     

共犯被告人之间供述一致定案能力分析——兼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共犯被告人之间的供述相互印证,但无其他证据佐证能否定案是目前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内涵人手,论证该条中的"被告人供述"仅指证明对象被告人本人的供述,共犯被告人供述是该条所说的"其他证据",符合补强证据的要求,共犯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情形下能够定案,而且这也是各国的立法通例.     

论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在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中，为研究者所广泛称道的警察作证制度、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举证责任倒置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试验田”向实务部门推行。但实证调查显示，“书面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的隔阂。现有学术研究偏向“口供虚无主义”的休克疗法该为此负责。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应当立足法治的本土资源，构建现实语境下警察讯问的权力监督体系，改进刑事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创造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条件，促成实务部门的执法规范化，达致控辩双方的平衡共赢局面。     

被告人翻供案件中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庭审阶段被告人翻供现象十分普遍,被告人翻供后的程序规则和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是翻供案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但是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两个问题的规定却很不完善。我国应当建立处理证据可采性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并在现有的合法的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弹劾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合法的庭前供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的独立证据。     

设立沉默权制度的能与不能——一种积极的有限制的沉默权形式

沉默权并不能排除口供的证据性质 ,出于自愿的被告人供述 ,以及被告人自我辩解 ,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告人 ,不应当将消极对抗作为唯一的选择 ,只要在非强迫情形下 ,积极的行动往往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 ,选择了消极对抗的被告人 ,也应当负担合法的风险     

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究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新论－为“由供到证”正名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所反映的案件线索来寻找、获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来完成对犯罪的证明过程,分为纯粹型和非纯粹型两种。基于程序的正当性要求、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及防止刑讯逼供等现象的产生等原因,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尤其是纯粹型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实践中,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刑事案件侦查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等原因,此种侦查模式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因此,可以对其确立一定的合法性标准,使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发挥对案件侦查的积极作用。     

“幽灵抗辩”问题及其对策

＂幽灵抗辩＂是一种诉讼主张,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法定证据。控诉机关一般不应承担＂幽灵抗辩＂的证伪责任,被告人对此应承担＂说明＂责任,法官应对＂幽灵抗辩＂尽查证责任,查证的方式包括证据调查、＂事实推定＂及测谎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