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几个视角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国外学者研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的行为,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市场转型论和国家政权建设论,到发展主义国家和地方法团主义视角,再到企业家精神的官僚模式和掠夺式的地方政府模式的演变。其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是自主和自适的行为体,它们主导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治理,激励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它们行为方式的改变。     

社会管理发展的历史和国际视角

社会管理的内涵就是,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来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管理的外延包括,管理社会行为、管理社会关系、管理社会问题和管理社会风险。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社会管理方式、内容、主体不尽相同。从家庭和社区管理,到国家,再到全球社会治理,基本反映了社会管理的历史进程。     

关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在此,先从正反两个事件说起。     

对未成年人“虞犯”行为干预的合法化基础

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不认为是犯罪是各国国内法早已形成的共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对个人发展的重视,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逐渐为国家、社会及刑法学界所重视。那么,将原本不认为是犯罪、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纳入刑罚体系,是否符合刑罚的基本原则和具有合法化基础,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从不处罚"虞犯"行为是否能消灭其违法性以及实现刑法的目的出发,结合近年来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从刑罚处置"虞犯"行为的必要性、国家亲权、控制理论和未成年人人格发展等方面出发寻找国家干预虞犯行为有其合法化基础。     

培育信任社会资本，推动公民文化成长

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培育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来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政府行政行为和企业经营行为的效率，同时信用在社会管理领域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这一点在社会信用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体现的更加明显。因此，可以说社会信用不仅推动社会效率的提升，同时推动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推动公民文化成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论特大地震中社会行为的两极化倾向

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和伤害，用毁灭的方式极端残酷地考验了人类。在地震中，同样作为一无所有、伤痕累累的灾民，其行为却表现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倾向。有的灾民表现出社会行为的天使化倾向，即行为有强烈的利他倾向；而有的灾民却表现出社会行为的妖魔化倾向，即行为有强烈的利己倾向。特大地震中社会行为的两极化倾向值得社会关注和反思，人民和政府应从其中得到教育和启发，以助于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浅析市民社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意义

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现代民主政治又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形成。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有利于型塑现代国家,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建设,有利于政治文化的转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并且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类型—回应”视角的综述与反思

有关社会运动的既有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类型—回应"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应对方式与应对风格。但实际上,基于对国家内部复杂性的认知,将国家、执行者和社会运动三方纳入分析框架,观察国家的宏观背景和行为者的微观互动如何共同塑造国家行为这样一种中层视角更能良好地描述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更有益于通过经验研究寻找因果关系。     

略论外国邪教的危害行为

邪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 ,从世界范围的邪教问题分析来看 ,外国邪教的危害行为可以分为危害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的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危害信徒公民权利的行为、危害家庭及未成年人的行为、危害宗教的行为等五种类型。通过剖析外国邪教的这些危害行为类型 ,对我国预防和打击邪教犯罪将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     

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政治价值论

政党协商民主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是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商.在当代中国,发展政党协商民主对于完善国家政治制度、规范社会政治行为、塑造社会政治文化、提升公民政治素质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略论中国古代国家行为体的形成轨迹及其运行秩序

以个体道德层次为主体的"软"秩序观在经历了氏族社会的萌芽、夏商时期的发展和西周的巩固而得以最终确立,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统治秩序的规则,也成为后世制定统治秩序的标本.探讨中国早期国家行为体的形成轨迹及其在当时准国际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原始秩序观,对我们理解认识国家行为体这一概念无疑有着较大的帮助.     

政治学视角下的福利国家模式

福利国家问题是西方当代社会论证的焦点，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其产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福利国家是一种和普选制共生的机制。福利国家汇集了自由、民主、平等、效率、正义等各种不同甚至相悖的价值理念。因此，将福利国家置于行为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下，会绢剖更清晰的认识。     

试析爱国行为

爱国行为是爱国主义的外在表现和最高形式,是推动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是促进个人完善的手段。它既要遵循道德原则,又要遵守政治原则。爱国行为是自觉自愿的、具有利他性的、具体的社会行为。爱国者的身份不同,对爱国行为的要求层次也不同。爱国行为分为一般行为和特殊行为。研究爱国行为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理解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     

论侦查行为的社会监督——以专门化为视角

侦查行为是保证国家刑事目的实现的活动,也是使公民权利容易受到伤害的行为.因此,如何兴利除弊成了国家优秀的统治技巧和艺术.监督则是保证侦查行为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有效力量.侦查行为社会监督既有其存在的逻辑基础,同时也有其生存的法理和实践之源,在比较法角度上也可以获取异域的经验,从而完成中国侦查行为专门社会监督的重整和构建.     

双向嵌入:农村经济能人与基层政府行为——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与基层政府的行为紧密相关,也受到农村社会自身力量的制约。以基层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和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两大要件。基于比较个案的研究显示,在城镇化项目建设中,乡村社会当中的经济能人会扮演"直接投资者""决策参与者""乡村社会的利益争取者"等三种不同角色。而基层政府则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包括"财政收益驱动下的合作共谋""利益博弈中的被动介入"和"官僚制逻辑下的主动干预"。本研究将国家与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及其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归结为"双向嵌入",并强调与以往强调社会力量行动策略的理论进路不同,国家在达成自身目标过程中对社会的主动渗透成为"双向嵌入"的原始动力。通过对农村经济能人角色和基层政府行为的解读,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利益再平衡,认为城镇化建设需要尊重社会主体的行动逻辑,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形态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成败。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论中共执政文化建设的特征、作用和任务

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行为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 ,处于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 ,是政党政治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执政文化具有政党性、法制性、权威性和政策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 ,是民众行为的重要导向 ,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执政思想文化和执政制度文化建设。     

推进依法治企 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保障

依法治国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行为，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它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闰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践行法制精神，积极推进依法治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保障。     

涉越通婚边民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实证研究——基于云南麻栗坡县铜塔村涉越通婚边民数据分析

战争使滇越边民涉越通婚行为及其认同意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滇越边民经由血缘关系构造的共同体生活中曾有较为普遍的跨国通婚行为,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滇越边民自由交往的机会和跨国通婚行为缺失,国家认同意识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务实兴边富民,边境经济社会发展优越于越南,很多越南女性于是选择和中国边民通婚,通婚群体从纯粹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中解放出来,更倾向于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认同取向,地域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认同意识增强。     

社会学习理论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启示

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表现不仅影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以社会学习理论为视角,分析探讨了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缺失的原因及培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