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宠儿》与《美狄亚》的悲剧抗争

莫里森的《宠儿》中,主人公塞丝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再次重复自己黑人奴隶般非人的遭遇,亲手杀害了自己年仅两岁的女儿,用震惊社会的弑子行为宣告了自己对野蛮的奴隶制的反抗,同时也标志着自己作为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在男性霸权和社会压制双重枷锁下的性别意识的觉醒和重新建构。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中展现的也同样是一位女性在异族中遭遇背叛和欺辱之后,用杀子反抗社会、复仇的悲剧,体现了美狄亚女性意识的觉醒。可以说,两部风格不同的作品却都渗透出了女性在面对所谓的＂法＂的社会制度时,那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而进行的重塑自我主体的悲剧性抗争。     

《奥赛罗》中意象的功能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是诗化的。其艺术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它成功地描写了一出极具震撼力的浪漫爱情悲剧,更在于它运用了独特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反复出现,成为该剧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意象的抒情功能、视觉功能和象征功能, 使读者感悟剧中的美感效应     

张爱玲作品中的代表意象

张爱玲作品中使用的意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以月亮、镜子、电车为代表的凄楚、悲凉、孤寂等特定含意的意象的选择与主观物化,足见这位时代、社会的“弃女”没落感伤、苍凉虚无、无家可归的精神指归。这些意象的使用,成为她作品人物心灵被扭曲的最好见证,也使她的小说更好地传达出她特有的审美风格。张爱玲作品中这些意象的使用,不仅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意象系统,而且进一步营造成她荒凉而华美的文学世界。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圣经文化原型

本文探讨并阐述的是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圣经文化原型。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运用圣经故事作铺垫,隐含着圣经中的人物和经历。根据诺斯洛普.弗莱对原型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在菲茨杰拉德笔下是作为原型出现的。作者运用原型作为某些意象、人物形象、叙述模式的象征,用圣经文化的方式描绘出一个关于美国文化的寓言故事。     

《海艳》中的海和湖

《海艳》是无名氏用文字书写的“在人生海洋里捕捉波浪”的生命哲学。生命的悲艳、爱情的凄艳被重彩浓抹地描画出来,色彩与形象的浓丽掩盖了情节简化的不足和缺憾。“浓得化不开”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色彩与声音双重的美学效果。作品“探寻”的主题,本身就是带有哲学与宗教内涵的现代命题,借助于声、色表现的现代派艺术完美地运用于海和湖这两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美学意象中。《海艳》因此既有油画般的现代质感,又有着《对人的存在进行终极关怀的深层哲学内涵、浓艳绮丽的文字,声色完美的意象,宗教哲学的文化意味,在《海艳》中得到了完美的溶…     

一支没有爱的情歌——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解读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采取内心独白的形式 ,描述了普鲁弗洛克的意识流动。普鲁弗洛克象征着陷入情感危机和精神空虚的现代西方人 ,他所处的世界象征着处于半生半死麻醉状态的现代西方社会。《情歌》将古典主题和现代城市生活题材结合 ,展现了现代人的挫折感和异化感。诗歌结构上的碎片性与主题的碎片性相得益彰。打破时空的连续性、意象隐晦、继承与创新、讥讽和幽默是《情歌》主要的艺术特色。     

沉重的哀伤——论张爱玲《半生缘》的意境特点

苍凉是张爱玲作品的主要格调,在小说《半生缘》中。张爱玲将作品的苍凉美沉淀成一种沉重的哀伤。张爱玲童年的创伤、与家庭的矛盾以及艰辛的爱情造就了她孤冷的性格和苍凉的文风,历经半世沧桑.她已从早年锋芒毕露的天才渐趋平稳,跳出红尘,以冷峭的目光注视着世人。《半生缘》里,她选择惨淡的阳光、苍白的月光、刺目的灯火、幽咽的琴声等意象.营造出苍凉凄冷的意境.对于刻画主人公和渲染悲剧色彩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沉重的哀伤感,压抑而隐晦.重重地、黏滞地,直抵人心。张爱玲作品中的意境描写既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继承,也融入自己的性格特质,别具一格。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朦胧特征

历代评家对李商隐的无题诗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寄意君朋;也有人认为是描写爱情,但却用诗人自己的人生经历去比附索引;还有人认为是纯粹的传达情绪之作;更有甚者,竟认为其诗＂乃邪思之尤也＂。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其有一部分无题诗写的是一桩桩美好爱情的悲剧,但由于其意象和意境的朦胧,使这些诗笼上了一层深婉含蓄的色彩,因而在理解上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正是诗人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才使这些诗作流传至尽仍然大放异彩。     

浅析《我喜欢看它拍击许多英里》中比喻性意象的运用

意象是诗歌的主旨和灵魂,而修辞则是被运用来传达和表现意象,从而使得诗歌变得完美的主要手法。美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女诗人艾米莉.狄更森的诗歌就是以其意象美而著称。在狄更森的诗歌中,修辞手法的运用,特别是大量比喻的运用,不仅美化诗歌的意象,更提升了诗歌的意境。《我喜欢看它拍击许多英里》就是其中运用比喻性意象的典范。     

《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意象与宗教思考

《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台北人》的首篇。其独到的语言和富有宗教色彩的意象为《台北人》奠定了悲凉的基调。精雕细刻而又简洁到位的叙述语言，性格化、生活化的人物对话，都显示了白先勇非凡的语言功力与魅力；而尹雪艳式的意象，又都隐隐地透着宗教的意味，让人时时处处都能体会到作者的禅思佛悟。     

《红字》中的中介新娘原型赏析

霍桑作品《红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介新娘＂这一原型的运用。因为诉诸于读者＂集体无意识＂中关于中介新娘的＂原始意象＂,海斯特·白兰这一人物形象才会超越个人领域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从而获得生命力和经久不衰的感染力。霍桑正是窥见到人类共同精神财富中的中介新娘形象并把她发扬光大,才使海斯特·白兰的形象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和文学的史册上。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周易》意象观与意象美学的探究——基于存在论现象学视角

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范畴的研究是当代意象美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周易》是意象范畴的思想源头，其意象观从词源和思想层面奠基了意象范畴。《周易》的哲学思想在其实质上会通于西方的存在论现象学，借鉴海德格尔思想对其意象观进行阐释既是最切合《周易》思想的探究，也是对意象范畴的正本清源。在存在论现象学的视域下，《周易》中的“意象”并非含“意”的易象（卦爻象），而是圣人以易象所像、所立之象，亦即作为“意”的道之现象，美是向感性觉知开放的意象。这一意象观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范畴对美的本质的领会和解释。文章从存在论现象学视域对《周易》意象观的美学内涵的揭示，提供了一个从源头处洞察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范畴和源始地解决意象美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视界。     

党的“一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下称《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下称《决议》）,被认为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肇端。尽管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排斥并反对与其他党派联系,但＂一大＂仍然孕育着国共合作思想的萌芽,只是由于各方条件所限而难以实现;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及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一大＂国共合作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简论李贺诗歌意象的审美特征

李贺诗歌注重主观表现 ,这种审美特征表现在诗歌中 ,不仅使其诗歌意象充满了神奇的想象与幻想 ,而且色彩丽 ,具有深层的象征意蕴 ;同时李贺善于捕捉瞬间感受 ,运用通感创造意象 ,从而表达出他对艺术形象的特殊感受和对生活的独到体验。由于李贺注重内心的情感与逻辑 ,还使他的诗歌意象呈现出很大的跳跃性。这一切 ,形成了李贺诗歌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使之成为唐诗园地中一株引人注目的奇葩。     

“心灵的飞翔“——《所罗门之歌》赏析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在《所罗门之歌》这部小说中,她成功地运用了"黑人试图用绸翼飞行"这一古老神话传说并赋予其现代寓意.本文试图对《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飞翔"的意象作出分析,找出这一神话意象在现代社会中的深刻意义黑人对自我价值的和对民族文化的探询.     

《喜福会》中女儿的“天鹅”梦

《喜福会》中开篇就提到了＂天鹅＂的梦想,＂天鹅＂在小说中象征着几位中国母亲在旧中国的生存境遇中形成的自我价值认同及人格自由,身处东西文化的移民处境中,她们的＂天鹅＂梦再一次受到新的冲击,并被给予了新的内涵。     

家不幸 谁之过——莫瑞尔家庭悲剧的成因

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讲述了一位品德高尚、举止优雅的女子嫁入社会底层,对生活没有满足感,所以当儿子们长大成人后,她把他们当作情人。这种病态的家庭关系致使莫瑞尔家每个人都如身陷囹圄。莫瑞尔家每个人的悲惨结局时常萦回在人们的脑际,使人不禁思索这样＂英勇的小妈妈＂怎么会对生活彻底失望;这样＂生性善良＂的父亲怎么会遭家人鄙弃;这样有爱心的威廉和保罗兄弟怎么会无法正常恋爱。沉思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阶级间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性格缺陷对莫瑞尔一家人的命运有着致命的影响。就是这些毁灭性的因素造成了莫瑞尔一家人的悲剧。     

苏青散文意象化丑为美的审美艺术价值

苏青营造的意乳总是带有幽冷险怪的丑，而她却善于抓住这些丑的意象的核心，用奇谲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意象，使其化丑为美，即让丑的意象带给读者艺术的美的享受，从而体现意象的审美艺术价值。     

浅析日本民族性格——读《菊与刀》

《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本妮迪克特为美国政府写的一份有关日本的报告。这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的人类学文化著作,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双重性,由此来研究它形成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来解读《菊与刀》的文化内涵和日本民族性格,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今日本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