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特征、发生机制和应对方略

近年来。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日益上升。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与事件本身没有具体利益关系、多为底层民众、突发性、非政治性、情感主导型特征。无组织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有其客观原因、主观机制（或中介机制）和行动机制：客观原因为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风险;主观机制主要为风险感知和日常冲突。行动机制由符号性事件、大量围观的人群和一定的场景、谣言、哄动行为和相互激励、群体性事件发生阶段或因素构成。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可以采取风险治理、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日常冲突的解决与控制、建立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加强对聚集的人群和场所的管理等方式。     

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何以发生——对1189起群体性事件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1189个群体性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高度相关,但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之间是反比关系,暴力化的群体性事件更容易发生在低组织程度状态下。实际上,有组织的表达活动更容易强化行动风险、责任及其坐实的认知与评估机制,这有助于集体行动的自我约束。如果被抗议者和政府能够理性回应民众的抗议行动,民众有组织的表达和抗议活动就更趋于和平、理性和有序。就此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在于民众的组织化而非碎片化。因此,应当深入反思和科学评估新时代民众集体行动组织化与其暴力性的关系,调整相关法律和政策。     

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群体性事件的策略

涉警群体性事件是指公安机关直接成为冲击目标或者直接由公安机关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民众对警察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由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不力，群众缺乏安全感，警察执法不公，引起群众心理失衡，地方政府滥用警力，造成警民对立而造成的。对涉警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需要转变思路，从被动处置转为积极预防；公正文明执法，保障社会安全稳定；面对现实，制定群体性事件预案；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及时发现群体性事件苗头；做好信息公开，引导舆情走向；处置时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慎用强制性措施。     

安全阀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与防治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矛盾溯源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在事件处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相互之间的诉求无法得到公平协调,在不断碰壁后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在舆论的刺激下矛盾可能会向负面发展转而引发冲突。在"安全阀"理论指导下,通过制度保障、提高民众参与度、舆论引导、第三方协调等渠道,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可把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阶段。     

安全阀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与防治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矛盾溯源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在事件处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相互之间的诉求无法得到公平协调,在不断碰壁后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在舆论的刺激下矛盾可能会向负面发展转而引发冲突。在"安全阀"理论指导下,通过制度保障、提高民众参与度、舆论引导、第三方协调等渠道,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可把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阶段。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德江2.8群体性事件的民间法反思

元宵舞龙灯、炸龙灯是贵州省德江县土家族群众延续百年的传统民俗,政府禁止在主城区舞龙的政令是引发贵州德江2.8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从民间法视角出发对德江2.8群体性事件进行反思,政府行使公权力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传统民俗,并慎用强权对待民众诉求,以转化民众对其的刻板成见。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有限处置以平衡维权与维稳——警察处置维权型群体性事件方式的斗鸡博弈分析

维权型群体性事件是弱势群体为维护切身利益、避免或挽回损失的利益表达方式,正因如此,警察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方式会对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警察形象、社会舆论评价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警察与维权民众的行为互动和斗鸡博弈在逻辑上是相通的,通过斗鸡博弈的原理分析,得出结论:警察对事件强行处置是不可取的,要么民众诉求受到压制,要么暴力冲突升级,警察难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警察应对事件有限处置,即警察实现与维权民众的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与民众达成合作共识,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定量研究

立足于政治心理与非传统政治参与的理论联系,实证差序化政治信任结构与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结果表明:"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不仅显著影响居民对周边群体性事件的感知及参与水平,还调节居民参与周边群体性事件的抗争行为,表现在家庭支出压力越大的群体更倾向于采取"越级维权"的抗争策略。数据揭示:一方面,民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提供了民主基础;另一方面,民众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维护自己合法利益与现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行政管理原则相违背。     

从群体性事件到群体性行动——认知理念转换与治理路径重塑

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化利益结构逐步解体,利益多元与利益分化成为现实。利益表达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工具。然而,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狭窄与低效使部分公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与弥补,演化为制度外基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行动。政府如果放大或仅聚集于制度外群体性行动不当行动方式,必然会形成对群体性行动的消极与负面的认知,进而形成与理念认知一致的"防控——应对"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背离了群体性行动的衍生逻辑,用"现象来解释现象",必然陷入"越维越稳"的"怪圈"之中。要破解这一"怪圈",就必须首先在认知理念层面实现从负面的"事件"到中性的"行动"的转型。认知转换必然也会带来治理方式的重塑,拓展与引导是新治理模式的核心元素。拓展包括利益表达和获取渠道的拓展,而实现群体性行动的有序与理性则是引导一词的要义所在。     

论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辩证关系

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持续积累、发酵,最终由偶发事件引燃成为群体性事件,在促进政府机构与民众反思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破坏力。但是群体性事件并不因为解决了群众的利益诉求、改善了行政管理质量而不再具有社会影响力,相反,它的示范效应反而成为其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源。那么,两者是如何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的,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以期能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应立足于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归纳梳理。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存在着“非直接利益者”参与愈来愈多、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行动群众”日益增多和“怨恨变量”日益增长等趋势,而“下层知识分子”现象的出现标志着国内社会冲突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一个时期是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应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发展的分析和预测。     

利益分析视角下管窥群体性事件

运用政治学中利益分析法对群体性事件重新定义,通过对民众正当利益诉求和冲突双方利益矛盾的分析,探索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和利益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提出代价计算的概念并从利益分析角度理解群体性事件,随之提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环节,即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冲突对象抗争、冲突对象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并提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三个阶段的处置对策,最后探讨有关处置原则的问题。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中存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置不当两大问题。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半官半民"的性质、成熟的协商机制与多种协商方式等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进一步拓宽人民政协社会协商职能,构建人民政协社会协商机制,充分利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和平台作用,助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科学化。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和公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不同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域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与公民三者权益的博弈，对浙江东阳及厦门PX项目两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利益格局、     

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关注心理因素

准确分析和把握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理,是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和保证。从众效应、观众效应、责任扩散效应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根据群体性事件中相关人员各自的行为特点和作用,处置时应该将他们分为核心层、附和层、围观层,加以区别对待。     

基于社会沸腾现象观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分析——以L县保路运动为个案

为了让群体性事件更为形象化地呈现,本文将一种重要的物理现象——液体沸腾及其发生过程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机制做类比,通过对液体沸腾过程的观察和分析,展开对L县保路运动发生机制和逻辑过程的研究。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过程,群体性事件是因民众情绪的长期积压与克制,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之下而瞬间产生的共振现象。群体结构、民情基础、社会情境、地域空间,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等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逐级推进的层次,即问题的潜伏层、事件的初显层、舆情的集结层、事件的爆发和高潮层、事件的衰减平息层。本文试图以社会沸腾现象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和内在机理,以便较为形象地呈现群体情绪的传播、感染及"共振"的生成机制。     

群体性事件激发的群体认知基础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特殊社会群体行为。民众"相对剥夺感"是群体行为的根本动力,而民众的社会认知偏差,则是影响调控群体事件行为进程与方向的重要因素。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