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以外,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参与慈善活动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但慈善事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企业慈善理念还不够成熟,慈善机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企业参与慈善的程度还不高,所以必须不断地从慈善制度、慈善文化和慈善组织的角度促进企业对慈善事业的参与。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企业捐赠行为的研究

近些年伴随着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生,企业的一系列捐赠行为导致了公众广泛关注。企业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在扶贫济困、增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企业捐赠也是我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但是我国企业捐赠还存在捐赠数额相对不大、捐赠的被动型以及捐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捐赠行为进行分析,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和激励两个方面来分析制约企业捐赠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探讨

2008年我国南方地区的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为灾区的恢复重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在此之前,我国的企业很少参与慈善捐赠活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呢?今后如何建立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效机制,促使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各种慈善捐赠,文中对此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分析

公司慈善捐赠的具体制度设计应体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现行《公司法》虽然明确引入了公司社会责任,但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却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完善公司慈善捐赠立法,认定公司慈善捐赠,捐赠决策权的主体,确定捐赠的数额,不合理捐赠的撤销,从而在公司捐赠中达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当代闽商慷慨慈善捐赠的动因分析——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

当代闽商在慈善捐赠领域的表现十分慷慨。他们慷慨行为的背后潜藏着许多外部和内在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在对待外部非正式制度动因上，闽商不仅要继承更要发展、不仅要践行更要内化；而内在非正式制度动因是闽商慈善捐赠的根本动力，闽商应该要立足多赢多利、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发展慈善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慈善事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它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我国慈善事业存在着慈善意识薄弱、慈善组织少、捐赠水平低、富人捐赠少等问题.分析表明,这是慈善制度不完善、过分否定传统文化、公信力不强以及募捐忽视普通民众等原因引起的.因此,应采取完善捐赠制度、加强教育、完善慈善组织运营与监督机制等措施.     

论和谐社会视阈中的慈善文化

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有深厚的慈善文化作为根基，以现代公益理念为内核的慈善文化包含着人本权利观、公民社会责任观、理性社会财富观、企业公民观、社会志愿意识以及利他主义价值观等基本理念。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资源，对于增强社会资本、消除“仇富情结”以及降低社会排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培育慈善文化应从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慈善资源、培育公众公共精神品质以及营造良好的制度空间等着手。     

完善我国捐赠人税收优惠制度的法律思考

慈善捐赠是由社会公益组织调节的第三次分配,它是均衡财富分配、弱化收入两极分化的一种途径,时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英国等国都规定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来鼓励慈善捐赠,我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存在一定不足。借鉴英、美两国的经验,我国应该从增加能使捐赠人获得捐赠税收优惠的慈善组织数量、提高捐赠优惠比例、出台实物捐赠抵扣具体办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捐赠扣除额度等方面来完善慈善捐赠的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公民建设的路径选择

企业公民是社会责任理论的完善和升华.我国企业公民建设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法律制度、文化传统同美英等国相比存在诸多差异而必然在路径选择方面面临不同的选择.     

关于我国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思考

近几年来，企业慈善行为日益引起国内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慈善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我国的企业慈善事业虽然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由于起步晚，基础比较薄弱，目前仍显得较为滞后。所以，对我国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现状进行思考，提出改善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现状的对策，显得十分必要。     

当代大学生慈善捐赠行为与认知调查——来自厦门高校的问卷分析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慈善捐赠的潜在主要群体.对以厦门市3所高校学生为样本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普遍有过多次的慈善捐赠行为,但对慈善的认知及捐赠的意愿并不高.除了身处无收入阶段的特殊因素外,捐赠结果反馈的缺乏、强制性捐赠的消极影响、"问题捐赠对象"的存在、感恩教育的薄弱等是影响大学生捐赠意愿的主要原因.设立捐赠反馈机制、转变捐赠方式、加强感恩责任教育成为改善大学生捐赠认知的必要条件.     

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路径探析

我国企业慈善活动存在慈善规模小、慈善理念不够成熟、慈善体制不完善、慈善活动形式单一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社会环境因素、政府管理因素、慈善平台因素和企业自身因素。我们应该从构建慈善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企业慈善自身建设、科学选择企业慈善行为路径、拓展企业慈善参与方式等方面促进我国的企业慈善事业发展。     

论公司捐赠的行为属性及规制对策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捐赠是以追求慈善公益为目的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利他性行为。然而现实中大部分公司是将捐赠作为一项为谋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经营战略行动,慈善战略的盛行源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也是一种资本。不同性质的公司捐赠行为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目标,决定了不同行为属性的公司捐赠在决策、妥当性判断等规制上应有不同的应对措施。     

公司慈善捐赠中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公司社会责任一度引起公司法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作为商事主体的公司该不该进行慈善捐赠,怎样平衡公司捐赠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如何建立既鼓励其捐赠又对捐赠行为进行适当约束的制度安排,涉及到公司法理念的转变和公司内部制度的合理化。     

企业“社会捐赠”行为——社会选择中的理性追求与感性制约

企业社会捐赠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同时,企业社会捐赠既是单个企业行为,又是整个社会企业的集体行为。企业在进行社会捐赠时会考虑成本与收益等理性问题,又会考虑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非理性（感性）问题。文章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社会选择理论对企业社会捐赠行为进行理解,找到了其行动依据。     

企业捐赠税收优惠制度之考察与重构——兼评《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

虽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能够解决企业捐赠支出如何扣除的问题,但该准则隶属于会计法系列,与《企业所得税法》对捐赠税收优惠扣除规定在立法价值目标及功能认定上存在差异.况且税收优惠涉及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享有理应在税法中作出规定,而非在部门规章当中.由于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捐赠税收优惠制度规定的模糊性及相关制度缺失阻碍了我国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只有完成《企业所得税法》法治的统一,明确企业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规定才能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提供法律依据.此外,企业捐赠税收优惠相关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累退效应抑制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应以税收公平与中性原则为依据补遗相关制度.并以有利于培养企业捐赠的习惯为目的作出规定.     

慈善宣言信托及其受益人利益保障研究

信托是英国最具特色的法律杰作,从其起源及大陆法系国家改造适用它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社会需求是信托制度产生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面临庞大的贫困、残疾人群及自然灾害等现实,这就存在接受慈善和管理慈善财物的社会需求。然而,现有的直接捐赠、通过慈善组织间接捐赠的他人管理模式都表现出巨大的缺陷。考虑到宣言信托能够发挥增加财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有必要分析其与慈善结合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受益人利益的保障问题,从而解决我国慈善事业的制度不足问题。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使命，而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和良知的呼吁，而且正逐步成为刚性的制度约束；不仅是一种理念、文化，更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在体制转型、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化救济

传统民法理论将自然人和企业视为平等主体，但忽视了大工业时代企业在营利性活动中对人类社会的负外部性影响，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试图强化企业盈利和社会责任目标的融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法》中也获得了实体法表达。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即企业侵权行为，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品侵权、环境侵权和对雇员的侵权，这些侵权往往损害后果严重、受害人众多，其民事救济问题成为公司法和侵权法中的一个特殊命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应对企业大规模侵权的立法例的比较，认为责任保险制度是比较适合我国立法传统和现实环境的风险分散机制，并在解释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对责任保险具体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企业对农民工社会责任的缺失及其对策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的社会群体,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有些企业对其社会责任存在缺失,具体表现在工资报酬、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职业健康与环境安全、缺乏尊重及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自我实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其原因为企业外部法律制度及保险制度设计不完善、不合理,地方政府存在保护主义,企业内部职业领域内道德缺失、错误的经营理念、对农民工缺乏认同、工会作用甚小、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及农民工自身因素。解决的对策是加快经济发展、法制建设、责任制度建设,同时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强化媒体的监督、提升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及企业管理层的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