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传统文化溯源与时代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走过漫长的岁月至今仍熠熠生辉。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今的中国法治建设紧密结合,在实践中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其中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抓关键少数”“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等思想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中国古代传统法治文化的影子,这启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既坚持文化自信又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与法治社会的构建

无讼法律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无讼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无讼法律文化维护等级制度的目的性,导致人人平等法治观念的认同障碍;无讼法律文化“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也导致民众权利意识匮乏,缺乏法律信仰.另一方面,“无讼”法律文化以调解为主导的多元纠纷解决手段和伦理本位思想,对法治社会构建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由行政指导看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演进

在当今社会,信息的社会化和权力的知识化使传统的官僚制范式受到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地位。时代呼唤着对依法行政的完善,要求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过渡。作为亟需向法治行政演进的中国,形成实质法治显得尤为紧迫。而要形成制度的转变。观念的更新更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探析——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角度思考

法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已成为国人关注的政治法律问题。所谓诉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诉讼制度和诉讼现象的认识、定位和价值判断,以及当发生诉讼时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期望值。诉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受到政治、文化、法律、传统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与西方的"法理文化"迥异的是受中国的"礼治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厌讼和惧讼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无讼"成为传统诉讼观念的价值取向。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论法治的超法律原理——兼论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法治作为有价值有目的的观念,关注着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价值。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法治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体现在对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和安全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中。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超越了我国传统“法治”和“德治”的治国理念,深刻揭示出我国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三题——学习和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体现了创新性、系统性、大局观和辩证性等基本特征。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需要坚持"三个结合",即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与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借鉴外国先进文化相结合。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的三重导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和社会发展实践的一次伟大创新与飞跃,科学回答了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产物,开创了法治建设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必须追本溯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导向,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导向,身体力行:新时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导向。大学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后备力量,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制素养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新时期,大学生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好“破”与“立”,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法治文化大众化制约因素分析——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构建新时期的大众法治文化，必先根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思想以及重情轻法的熟人社会传统。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言说

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期待.从法律的追求、和谐社会的性质以及和谐社会的特征等方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制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表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从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良法：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

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保护神。和谐社会需要良法治国。良法的内容在于大众道德，其程序价值在于民主。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实现民主上存在一些问题，克服这些问题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树立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三晋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新命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文章立足于山西的实际,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诉求,对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三晋进行了探讨。     

政治文明与现代法治

崇尚法制是现代社会政治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品质。法治作为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展现出来的重大价值和精神作用,对整个国家、社会都将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维系现代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中国当下最缺失的还是法治以及由她展示出来的崇高精神。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民间法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要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由于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析自然法及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启示

自然法思想及其所蕴涵的价值对西方社会法治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自然法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和个人养成了信法、守法的品性,形成了刑事法治的良好运行环境;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思想包括自然法理论对我国法律的影响与日俱增,直接源于自然法理论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已经明确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但我国的法治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法治之路仍很漫长。究其原因,是我国社会中长期缺乏自由、平等、安全的自然法价值。我们应在国民中培育这种自然法观念,培养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     

论市民社会与继承制度的走向

市民社会的成长决定了继承制度的演进。本文旨在透过市民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发现现代继承制度为影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格局所应考虑的问题。文章第一部分,从继承的目的、继承的客体、继承的主体以及继承当事人的意愿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古代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性;第二部分,分别从古代社会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寻找市民社会的生长点,揭示继承制度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而演进的过程;第三部分,从与第一部分相对应的四个方面,分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并立与互动关系,提出我国继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代继承制度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