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法制建设

我国侦查法制建设应以“完善侦查立法是侦查法制化的基础”和“树立侦查主体法制观念是实现侦查法制化的关键”的基本观点,来树立侦查指导思想、侦查活动性质、侦查活动任务方面的法制观念,纠正与之相对应的错误观念。在完善侦查立法方面,关于侦查原则、侦查权分配、侦查措施、侦查监督都要有新的具体设想。     

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其制约措施

侦查违法行为与侦查合法行为相对，属于广义上的侦查行为，是指侦查主体违反侦查程序，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非法侦查行为。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具有双重属性，一种是司法程序违法性质，一种是行政侵权性质。根据其性质，应从司法制约、制裁和行政诉讼、行政制裁两种思路去规制侦查违法行为。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侦查学基本问题探析

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关系问题是侦查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存在的依据在于：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关系问题贯穿侦查学发展过程的始终,标志着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和侦查学理论的特殊性质,表现着侦查学理论的特有认识方式和侦查活动一般规律的问题;侦查学的基本问题被侦查活动历史所证明;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利益矛盾和冲突是构成侦查学基本问题的根本原因;侦查主体与侦查客体关系问题的解决,决定侦查活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网络犯罪案件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型的智能犯罪，具有隐蔽性强、现场虚拟等特点。在侦查中，除借鉴传统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外，还要转变侦查理念，探索新的侦查模式，采用新的证据收集方式。网络犯罪案件的最佳侦查模式是“从事到机”再“从机到人”，这种侦查模式既保留传统侦查的影子，又体现现代网络案件侦查的色彩。     

两种侦查模式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 ,公安部刑侦局试图通过转变侦查模式来解决破案率偏低和破案成本偏高的问题 ,将“从案到人”侦查模式过渡到“从人到案”侦查模式。不少侦查部门因此认为“从人到案”是一种高于“从案到人”的新型侦查模式。事实上 ,“从人到案”不是新型的侦查模式 ,给“从人到案”模式定指标更不合理 ;“从案到人”的侦查模式也没有过时 ,两种侦查模式有各自的适应性。侦查实践中要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采用何种侦查模式。     

大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中的应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与思维也都在发生着变革。大数据与大数据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运用不仅使侦查信息化理念得到确认，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即由单一机制模式向三维立体模式转变，同时推动职务犯罪侦查行为模式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     

近十年来我国警务改革模式研究——兼论侦查主体之变迁与重构

近十年来,我国警务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由于各地具体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导致改革模式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其表现为两种总模式和六种分模式。这些模式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即侦查主体的变迁问题。而侦查主体的重构,应该在保障打击犯罪的效率和侦查权行使的公正性情况下依据法律循序渐进地开展,侦查主体的重构反过来又为解决警务改革的实践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侦查讯问主体的知识结构

为了保证正确执法,依法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依法惩治犯罪分子,侦查讯问主体不仅需要具有优良的心理素质,更应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这就涉及到如何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问题。只有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才有助于切实提高侦查讯问人员的业务素质,才能保证侦查人员驾驭侦查讯问工作,主动出击,有的放矢。     

浅析我国经济犯罪侦查组织的运行机制

自从“经济犯罪侦查”成为公安系统一个独立的警种以来,历经数年的实践、发展,人们对“经济犯罪侦查”的理论探索已从经验型的“个案研究”逐步转向“系统构建”、“运行模式”、“组织管理”等机制性问题上来,这是经济犯罪侦查理论研究的必然。大量的经侦工作实践证明,经侦工作的效率与工作体系的构建、合理的运行模式、科学的管理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评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以秘密侦查理论为基础的反思

新增的“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亮点之一,很多方面的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新增的本节当中,几个值得进一步明确或完善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秘密侦查是技术侦查、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的上位概念,本节以“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标题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秘密侦查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轨道之上具有必要性,这也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的重大进步意义之一。但本节内容较为粗糙,特别是在具体侦查行为的种类、适用条件、批准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欠佳,本节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论“从人到案”侦查模式

“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是刑事侦查工作最基本的模式，但当前这两者发展不平衡，对推行“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强化“从人到案”侦查模式具有必然性，必须加强和规范刑事情报信息工作；组建和壮大情报信息专业分析工作队伍，建立和完善有效线索工作机制和专案侦查机制。     

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

监狱秘密侦查的情报源头不畅，主要源于耳目制度设计、刑事立法与监狱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监狱应以犯罪防控与侦破案件的功能价值为导向，对现有耳目制度做“狱政耳目”与“狱侦特情”的分类模式迁移，并以侦查行为与侦查措施的运行规则为依据，重构新型实用的狱侦特情制度及其原则体系，为监狱提高情报侦查效能、实现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提供理论支持。     

法国侦查主体有关问题初探——兼与中国侦查主体比较研究

法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典型”意味着职权主义色彩浓厚。而法国的侦查主体，如司法警察、检察官、预审法官都是比较有特色的。通过与我们国家的警察、检察官等相比较，发现两国侦查主体都处在改革阶段，既有相同的发展趋势、规律，又有似是而非的差异之处。只有全面了解、熟悉并深入剖析，才能发现我国改革的症结所在，才能更好地完善侦查主体这一侦查学基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谈侦查指挥的分类

侦查指挥的分类在刑事案件侦查指挥中起到“引导”和“细化”的重要作用，它使侦查指挥员对侦查决策和侦查信息进行组合和排列，着力实现刑事案件侦查指挥的目标，使之为提高刑事案件侦查指挥的效率做好基础性的铺垫。     

侦查本体论研究

侦查是侦查学的中心范畴、核心概念，在侦查学研究中具有认识“总纽结”的作用。对其准确认识和把握将直接影响侦查学科其他概念的规定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本文仅就侦查的实质和特征、侦查要素、侦查规律等本体论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进侦查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贩卖零星毒品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打击和治理贩卖零星毒品的当前禁毒斗争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贩卖零星毒品具有争端性强、风险小、交易快、交易场所复杂、交易毒品数量相对少的特点。根据贩卖零星毒品案件的特点，比照大宗贩毒案件的侦查程序，贩卖零星案件的侦查应采用“滚雪球”式的侦查模式，遵循“主动进攻”、“机动灵活”、“因案施策”和“快准”的侦查原则，有针对性地运用侦查对策。     

我国刑事侦查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从侦、辩双方在程序中的地位和关系来考察，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职权式侦查模式。而就侦、辩、审三方在侦查中的关系而言，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行政型侦查模式。一、我国刑事侦查模式存在的问题,（一）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缺失,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或者强制措施的适用，都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侦查目的的社会学考察——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框架

侦查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的研究不应仅从刑事诉讼的狭隘的视角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界定。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框架界定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刑事诉讼构造的改革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我国侦查主体设置的变迁与重构——以改革开放为研究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侦查主体的设置总体上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但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来看，仍存在着法律规定不统一、不详细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等问题，而实践中侦查主体的侦查权和其他权力相互交错、权力滥用现象亦不少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由法律统一并详细规定侦查主体，即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组成，并努力向“大侦查机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侦查主体的设置更加合法和合理。才能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