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

党纪反腐是执政党运用党内法规治理腐败的职能活动,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腐败行为的纪律评价和纪律处置。司法反腐是司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对腐败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和处置的职能活动。在法治反腐的语境下,党纪反腐严于司法反腐、司法反腐强化党纪反腐、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在腐败治理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预防价值。     

网络反腐的发展现状及其动因研究

网络反腐是一种新型的舆论监督方式,实质是民众利用互联网络平台传递相关腐败案件信息,形成网络舆论引起民众对腐败案件的关注,其重要意义在于客观上可以有效督促相关国家权力机关对曝光腐败案件进行查处。网络反腐在中国的发展的十余年间其势头强劲,人民群众参与网络反腐的积极性较高,并且成果显著,有效遏制并打击了腐败。归结其原因主要有:互联网自身的优势对网络反腐的推动;现实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党和政府对网络反腐的认可和重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权力制约监督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夯实社会领域防治腐败的基础

夯实社会领域防治腐败的基础,关键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理清路径。通过发展人民民主,充分调动社会广泛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形成社会防治腐败的整体合力;通过扩大社会公开,创造对社会管理权力监督制约的便利条件,不断增强监督制约权力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进一步完善惩防腐败制度体系,狠抓制度的执行,营造依法反腐的社会氛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创法治反腐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反腐的新部署、新观点和新举措,开创了法治反腐的新局面。法治引领治腐、防腐,规范、制约权力,对腐败问题零容忍,每一项都直接遏制权力腐败。     

惩治腐败: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范式

现代化与腐败相悖而行,腐败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能滋长的毒瘤。反腐利剑出鞘是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中国的反腐亮剑让世界瞩目。营造反腐的高压态势才能使反腐的有效制度得以出台,才能赋予反腐制度的生命力。反腐国家立法要着力于权力失范的预防、权力运行的公开、权力运行的监督"三位一体"的建设。     

论公务员群体职业地位的特殊性与权力腐败的内在关联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公务员群体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性阶层。结合该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社会化状况，深入分析其职业地位的特殊性，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掌握该群体的政治文化形态，更为我们科学认识权力腐败、全面推进反腐工作带来新的突破。文章试图从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地位出发，揭示职业地位与权力腐败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为反腐工作寻找新的着力点。     

中国古代反腐刍议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剩余产品,腐败就同人类如影形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腐败现象花样百出,反腐方式也各具特点。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反腐有四种：＂权谋＂反腐、清官反腐、重典反腐、＂台谏＂反腐。综合这些反腐模式,可以得出两点启示：即从技术层面吸纳古代一些反腐之＂术＂,从＂道＂的层面建立现代民主的＂权为民授＂体制。     

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反腐机制的路径探析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表明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明确信号,为新形势下反腐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新的内容和要求.同时也应当看到,当前反腐机制仍然存在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法治反腐力度不足、纪检监察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社会参与反腐力量薄弱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加强法治反腐、改革反腐机构、保障公众参与反腐等措施实现反腐的常态化、实效性.     

略论江泽民同志反腐思想的逻辑体系

江泽民同志反腐败思想围绕反腐问题的“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三个层次的逻辑结构 ,全面阐述了“为什么”要反对腐败 ,深刻剖析了腐败的本质及社会历史根源“是什么” ,系统分析和论述了反腐败在对策上该“怎么办” ,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结构严谨的反腐逻辑体系。     

“蝇虎齐打”态势下的司法反腐

我国的反腐败模式已由“权力反腐”转入“法治反腐”,在“蝇虎齐打”态势下,司法反腐在腐败治理模：戈中究竟应居何种地位,发挥什么作用？解读公权与腐败两者关系,分析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在反腐败进程中各自的利害与作用,并以受贿罪的量刑规范化为视点,将进一步明确司法反腐在国家反腐败整体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利益相关、反腐效果与腐败容忍度: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腐败零容忍的社会环境是实现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但反腐败效果是否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则有待经验研究验证。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受访者对腐败的容忍度,尤其是黑色腐败的容忍度普遍较低;利益相关度和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种腐败现象的容忍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腐效果显著影响公职人员对黑色腐败的容忍度,但对非公职人员不显著;反腐非预期后果显著正向影响黑色和灰色腐败容忍度,对非公职人员的影响更显著。另外,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经济状况与灰色腐败容忍度负相关,但与白色和黑色腐败容忍度关系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普遍偏低,但短期内反腐效果越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反而会更高。只有持之以恒的严厉反腐才能缓慢改变腐败风气,形成零容忍的政治生态。发展经济和打击影响公众利益的腐败,在反腐败的同时改善政府回应性和治理为官不为现象,也能有效降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     

法治视阈下制度反腐的建构

反腐败在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从运动反腐到权力反腐,反腐措施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制度反腐,是用制度和法律的手段制约与监督权力的行使,以反对腐败的一种防治方法.为了保证制度反腐的顺利进行,我们需要从完善立法、透明执法以及齐备监督机制等三方面来做努力.     

俄罗斯结构性腐败的政治学考察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俄罗斯堪称结构性腐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结构性腐败呈现出典型的俄罗斯特色,结构性腐败曾以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为最,因此将它称作“印度病”,而今天则以俄罗斯最为典型,因此这里形象地将它转称为“俄罗斯病”。“俄罗斯病”泛滥主要源于俄罗斯近几年剧烈转型发展所形成的“混合型体制”,以及转型体制本身的弊端和缺陷所带来的国家廉政体系的高度脆弱。国外深度反腐的经验教训值得俄罗斯借鉴和吸收,同时亦要根据俄罗斯的国情创制俄罗斯特色的深度反腐战略,使俄罗斯已经刚启动的反腐斗争朝着深度反腐转化,以取得俄罗斯民众所期望的制度反腐效果。     

也谈制度反腐-国内的认识误区

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已经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但是对制度反腐的认识误区却严重制约着目前国内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制度反腐的核心部分是限权,而限权的目的则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党制或多党制下的分权体系只是制度反腐的一个手段,而且显然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与通常人们的预期相反,人的自控能力和权力消长是负相关,所以随着权力的增长,必须使硬约束相应提高才能预防腐败发生;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一定要为高薪找一个借口,那只是因为低薪必然腐败!     

新形势下反腐败的法律思考

当前,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反腐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然而,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惩治腐败工作还有一定的距离。如何真正遏制并根治腐败?本文试图立足我国社会现实,提出新形势下制度反腐的机制。     

从制度反腐走向法律制度反腐

腐败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巨大考验,腐败问题的妥善解决,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了杜绝腐败,我国一些党内规章已经明确规定了制度反腐的措施,但是笔者认为,反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任务,更是这个社会群体要面对的一项任务,因此,制度反腐必须要走向法律制度反腐。     

“习式反腐”风暴下的反腐效益分析

从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开始加大反腐力度,两年来,有超过18万名党员干部被处分,56名"老虎"落马,反腐这一"习氏执政"的起手式出手不凡。人民日报称之为"习式反腐",本文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制四个方面对"习式反腐"的效益进行分析。     

越南共产党的制度反腐经验

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剧烈转型发展国家的腐败问题更为突出。正处于转型发展中的越南就是如此。腐败现象已经成为损害越南共产党和政府的威望、危及社会稳定、阻碍革新深化、缓滞经济发展的一大“国难”。腐败频发主要源于越南近几年剧烈转型发展所形成的“混合型体制”。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深度反腐工作，其中很多做法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关于法治反腐的思考

法治反腐就是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完善并健全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不能腐的惩戒机制;有效发挥司法机关刚性反腐作用,严惩腐败分子,建立不敢腐的防范机制;理顺反腐败机构设置,完善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构建不想腐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