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权的配置

本文探讨了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权的配置问题 ,提出监管权的配置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 :政策部门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文章集中对前三个方面的权力配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和设想     

环境监管行政法律责任设定模式研究

设定模式及其选择直接影响环境监管行政法律责任条款的立法质量。所谓环境监管行政法律责任的设定模式,是指环境监管行政法律责任条款在特定立法文本之中的排列组合及表述模式,是环境监管行政法律责任形式与内容的立法构造与表达方式。它主要包括条款衔接模式、条款排列模式与条款表述模式。为保障和提高环境监管行政法律责任条款的立法质量,在条款衔接模式及其选择方面,应摒弃传统非对应设定模式,优先选用条序对应模式或者行为对应模式;在条款排列模式及其选择方面,应视具体情况与实际需要分别选用集中排列或分散排列模式;在条款表述模式及其选择方面,应摒弃惯常采用的概括引证模式,严格控制采用列举引证模式,大量选用列举设定模式。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监管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社会结构的日趋分化,促进社会中介组织快速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中介组织监管体系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然而我国现行的社会中介监管体制及手段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已明显落后于发展的需要,面临监管存在盲区、监管效率不高、力度不够等困境。为更好地提高监管能力,需要从监管理念、监管体制、监管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监管的实施效果。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须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公众参与意识及能力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此公众参与机制。     

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逻辑与绩效评估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阶段:合作探索期、合作形成期、合作快速发展期与合作战略深化期。发展历程呈现出三种演进逻辑:从机构林立到机构优化,从制度供给不足到趋于完善,从散、孤、小到大数据治理。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绩效的探索性评估发现,食品安全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未来还应从积极推进大监管,塑造合作型公共行政文化,放权与能力建设双管齐下、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等方面着力,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有效运转。     

限制减刑罪犯监管与教育改造对策新探

通过对四省市497名限制减刑罪犯和498名长刑期罪犯就监狱管理与教育等方面作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两类罪犯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需要监狱机关对限制减刑罪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管教措施,以确保监管安全,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郑州市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郑州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做了不少扎实有效的工作,但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及食品监管体制、政策等方面的情况限制,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改革创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二是提升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执行水平;三是组建行业联盟,充分发挥其规范引导作用;四是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新的公共秩序;五是用政策做杠杆,提升食品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     

国际金融监管不完善性之探析

本文立于事实的基础上 ,论述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中所存在的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 :金融监管理论基础的欠成熟性、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先天发育不足、国际金融监管所体现意志与利益的单一性、国际金融监管的事后性等几个方面。同时 ,在此基础上 ,针对现行的监管缺陷 ,作者从信息分享、国际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塑与矫正、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及国际金融监管法立法主体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对策。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新论——基于风险治理角度的探讨

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是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而形成的方向性、总体性制度设计,是从食品安全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监督管理模型、方式的总称。我国应当考虑构建＂以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推动由单向监管向协同治理转变,实现政府、社会、公民三个主体整体治理;推动由事后处置向预防为主转变,实现源头、过程、结果三个方面整体控制;推动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实现执法、司法、守法三个层次整体加强。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充分履职,又先行试点,积极稳妥地推进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     

刑警与监管民警的个性心理特质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对刑警、监管民警个性特质的研究和比较,可以在录取新警察时,根据不同警种对个性的要求,有侧重、有目的的进行心理选拔;在职业培训时,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训练,增强民警的自我调控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同时,根据不同警种的个性特质,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把关注民警身心健康落到实处。方法利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对265名刑警和监管民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刑事警察在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实验性、自律性、紧张性等因素上的平均值高于监管警察,而在乐群性、聪慧性、敏感性、怀疑性、独立性等因素的平均值低于监管警察;在B因素(聪慧性)上,刑警与监管警察差异非常显著;在H因素(敢为性)上,刑警与监管警察差异非常显著:在L因素(怀疑性)上,刑警与监管警察差异显著:在M因素(幻想性)上,刑警与监管警察差异非常显著;刑警与监管警察的心理健康、专业成就、创造能力、成长能力四个因素的平均值均高于一般成人的平均值。监管警察在适应与焦虑、成长能力两个因素的平均值大于刑事警察,内向与外向、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怯懦与果断、心理健康、专业成就、创造能力等六个因素的平均值小于刑事警察。结论刑警和监管警察在个性方面的共同点是较低的有恒性、较高的怀疑性和实验性;二者在次级个性因素得分上均较一般成人的平均值高,即刑警和监管警察表现出外向、果断和一定程度的焦虑、感情用事,较常人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和成就能力、创造能力和在新环境中的成长能力。刑警和监管警察个性的不同点是刑事警察表现出更大程度的敢为性、幻想性,监狱警察则表现出更多的聪慧性、怀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