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控制中的治理理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犯罪治理是指运用国家正式力量和社会非正式力量解决犯罪问题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各方针对犯罪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将治理理论引入犯罪控制领域必须解决其本土化问题,包括犯罪控制参与主体的合法性、犯罪控制中具体事务的边界、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和犯罪控制中国家正式力量的角色定位等。犯罪控制中治理理论的实现途径是根据具体社区的社会关联类型及其强弱的不同,建立以社会关联类型为基础的犯罪控制模式系统。     

艾滋病病人犯罪现状及解决途径——以西部某省为例

艾滋病病人犯罪是艾滋病病人群体与社会普通群体冲突的过激表现形式,已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艾滋病病人犯罪的原因较多,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社会干预等途径,共同解决爱滋病病人犯罪问题。     

犯罪控制社会化的原因及必要性分析

犯罪控制是我国政府、社会及公安机关极为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失序现象严重，社会矛盾集中，社会冲突不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各阶层利益相互交叉，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与此同时，随着理论研究及实践活动等不断成熟和完善，犯罪控制的主体、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犯罪控制的社会化趋势也日益明显．     

浅议中国区际刑事司法管辖冲突及协调

中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具有不涉外性、多元法系之间、单一制国家内平等法域间的特点和简单的跨境犯罪、复杂的跨境犯罪、特殊的跨境犯罪三类。"一国两制"原则和合理、有效地惩治防范犯罪原则应成为解决三地刑事管辖冲突的基本原则。排斥我国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的适用以及对简单和复杂的跨境犯罪、互派人员的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关国防和外交的犯罪、有关港澳居民涉外的犯罪、有关港澳居民在国外实施国际犯罪后逃回国内的管辖等,均是解决协调刑事司法冲突具体原则。     

论价值冲突与犯罪

美国犯罪学家柯布林和米勒提出的价值冲突论,为我们深入研究犯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价值冲突是导致行为失范进而引发犯罪的直接原因。我国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等。面对激烈的价值冲突,只有从各方面大力提高文化融合能力,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与城市安全

我国转型期的各种矛盾集中反映在城乡的不均衡、地区的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均衡、人与自然不平衡和内外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上。我国转型期的许多社会冲突是由于地方政府片面的政绩观驱使的发展所导致的。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社会矛盾一旦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发生,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城市安全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城市各种犯罪现象严重。在各种影响城市安全的社会冲突中,就业矛盾和缺少覆盖更多社会成员的保障制度是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要解决转型期的社会冲突,需要继续加快制度性建设进程,需要政府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尽快建立起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维护机制,才能真正解决城市安全问题。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冲突研究

由于我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与相关普通刑事犯罪在法律适用上产生冲突,给司法实务中的定罪与量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不利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因此,论述恐怖主义犯罪与相关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冲突、分析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冲突的具体对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符号互动理论视野下的仇恨犯罪原因探析

与西方国家略有不同,我国的仇恨犯罪并非由宗教差异及宗族歧视等极端的社会矛盾引发,而是源于普通的社会矛盾。在仇恨犯罪发生之前,行为人往往处于冲突当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行为人将冲突理解为偏见、歧视、侮辱、嫉妒等。受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响,行为人产生仇恨情绪,再加上我国传统复仇文化的刺激以及正当复仇途径受阻,最终导致了仇恨犯罪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不良互动是触发仇恨犯罪的重要原因。     

冲突与融合——从文化冲突论探析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与预防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其文化背景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较大的变化,导致出现文化冲突乃至心理冲突。文化冲突引发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导致行为失范,成为诱发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之一。因此,应积极主动采取有效的对策以加速文化融合,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预防和减少农民工犯罪,保障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治理对策

本文主要阐述了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治理对策 ,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 ,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提出打击和防控有组织犯罪的对策措施。笔者认为 ,有组织犯罪是国际社会面对的严重问题 ,也是我国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必须正视解决的特殊犯罪现象。基于此 ,文章具体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的五大特点 ,并提出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四方面对策。     

论“情境主义”的社会冲突观--一个本土理论视角的述评与反思

社会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超越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而存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冲突内在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底色和社会关系格局,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冲突理论无法理解、诠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冲突现象。本位论、取向论、均衡论和计谋论是本土社会理论对于本土社会行为和文化心理特征的四种基本判断。自我本位固化的自然秩序、权威取向的文化心理特性、追求均衡的保守主义和利己主义本质,以及重策略、轻原则的"理性"选择习惯,是导致人际冲突发生的四种主要文化症结。这些根源于中国文化深层心理以及社会结构的特征不仅内在地隐含着社会冲突的种子,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障碍。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     

社会冲突与社会稳定的控制机制探析——以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紧张为视角

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是分析社会冲突的类型与原因的常用方法,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紧张和尖锐对立是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西方国家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稳定是因为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国正出现过度精英化问题的现象,中国的精英与大众已经处于矛盾对立面并引起社会冲突。只有引入福利国家制度,让大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受益,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才能化解过度精英化问题,消除产生社会冲突的社会结构。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给处在社会矛盾处置第一线的公安机关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这种现状推动我们不断地探寻群体性事件的自身特点,从而研究和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化解矛盾,缓和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免证权

证人免证权制度,正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是否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制度,反映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在我国建立证人免证权制度,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免证权的证人范围,作证内容和必要的限制;加强对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充分保护,已成为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范围、形态、程度呈现出的新格局与主体多元化、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新型特点，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政府公共机制、整合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中国当前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以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为视角

由于我国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立法数量的庞大，法律冲突不可避免，这势必会影响到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由于法律冲突的存在，即调整同一社会关系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定内容不同，就势必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只有有效的解决中国当前的法律冲突，才能有效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文章试从立法过程、执法过程、司法过程和公民个人的违宪审查建议权这几个方面，阐述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当前的法律冲突的路径，从而进一步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试论罢工权入宪的必要性

公民罢工权属于人权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规定罢工权，这种状况致使罢工的发生和处理都难以规范。罢工权入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衡劳资双方权利的要求。罢工权入宪也有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处理矛盾，有利于我国宪法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