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试析法社会学指导比较法研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的联系要回溯到法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中进行理解,从法的社会学研究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经历了比较法本身的复兴,同时也见证了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的理论之争。在理解比较法的教义层面和社会层面时,最好的先例或最佳的理解途径便是法社会学当初融合法学和社会学的事实经过,因此比较法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可以在历史中寻得。而与之对应的现实性难题则不妨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案例中进行理解,毕竟法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作为法律修改源头的社会事件本身,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法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能闭门造车,脱离社会现实而空谈教义。     

法治社会与实质法治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法治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法治亦表现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基本形态.形式法治的普遍性、一般性保障了法律适用的平等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保守、僵硬的缺点,实质法治正是在弥补形式法治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质法治以追求实质正义为目的,在法律适用时更多地是从规则所要实现的目的出发进行考量,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将诸如道德、政治、舆论等法外因素作为考量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法律适用的标准变得主观和随意.本文通过对法治社会基本特征的分析,认为法治社会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只是为了弥补形式法治的不足而存在,且主要是在私法领域存在.同时,为保证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在适用以追求实质正义为目的的法律规范时必须遵循特定的客观标准和解释原则,以避免法律适用变得主观和随意.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论司法公正的法律认同与社会认同

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一味强调形式理性法并不能实现民众认可的实质正义,因此固守法律并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固然重要,但是同时也需要考量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标准,不然就可能产生民众对法律的逆反。探讨司法公正的法律认同与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司法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

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由、平等、正义和责任、福利、良心.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实质是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黑格尔通过市民社会理论的阐述,深化了社会和国家概念的内涵,既为后世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创建社会化的现代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马克思构造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     

刑事案件机械司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以6起典型案件的不当判罚为例

机械司法导致刑罚失常,使形式正义承载实质正义的功能式微,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悖离。机械司法实质上是错误适用法律,损害司法正义,危害深远。机械司法现象的产生,与法官所接受的刑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具有内在关联,也与职业法官所具有的脱离大众认知的天然倾向相关。问题的解决几乎难以从法官自身找寻答案。同侪审判能够为司法裁决注入实质正义的衡平因素,陪审团或参审团模式是消解机械司法的基本路径。     

民间法与刑法之疏离与融合

以是否符合法治国的价值为标准,民间法可以分为积极民间法、中性民间法和消极民间法。尽管民间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确有冲突,但在有利于被告人的向度上,民间法反而契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且在罪刑法定原则之外,民间法还具有解释刑法的机能,并在提升司法公信力、克服成文法缺陷、协调刑法机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德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内,民间法伴随刑法教义学的实质化改造,早已融入到刑法体系之内,并在规范违反说和社会相当性理论中,具有更直接的体现。就当前我国而言,民间法可以通过对犯罪构成和犯罪形态的规范解释,或者依托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和酌定量刑情节,融入现行刑法具体适用之中。     

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乡土社会中公力救济异化的理性分析——以民间法中的“私了”为叙事视角

乡土社会中法律的地方特色已为众多学者所提及，以乡土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了”现象为解读文本具有实践价值。以国家——社会作为叙事平台，需要对“私了”的概念从实质上进行重新厘定；从哲学上的优先逻辑理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冲及传统文化中的“厌颂”观念进行理性考量，可以显见“私了”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文化基础。对“私了”现象进行国家法改良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形而上的观念的转变；形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     

论民法理念及其法治价值

民法作为现代法制的基础,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民法理念是人类历史文明在民法上的典型表现,体现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民法理念的内涵丰富,其本质是正义,其核心表现为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在民法的发展史上,民法理念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现代民法理念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弘扬民法理念对于培育市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真实性和形式合理性——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引发的法社会学思考

关注“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是西方现代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 2 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提上日程 ,但作为“发现真实”这一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实务上都难以实现满意的论证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事实”为起点 ,探讨法律真实性的内涵和著名法学家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学说 ,在考察法律实际运作状况的基础上 ,从法社会学角度探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浅论我国政治法治化简

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法治”进一步强调“依法治权”，即要求法律具有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态要从权力主导向宪法主导转变，强调政治的法律化和法治化，要用宪法规制国家权力，并努力使其超越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法律调节，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法制的困惑与民间规范的适用

在农村法制建设过程中,国家法律之推行得不到农民应有的尊重,是有其现实和历史原因的。而民间规范大行其道,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法律互动中适用民间规范是当前推动农村法制发展的途径。     

民法典创制与应有权利认知

民法的基本制度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形成的内在法权要求的法律体现 ,是市民社会成员交往的普遍规则。民法典创制必当从认知应有权利这一科学的权利确认起点开始。现代市场经济中生存着广泛的应有权利。我们应当始终坚持“权利本位” ,吸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不断阐发的法权要求 ,构建全新的民事法律制度。民法典创制结构和模式应有利于确认市民社会的应有权利。     

试论民间规则法的成长——一个社会学的立场

因为民间规则在调整社会关系维系社会团结方面依然发挥着国家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民间法尤其是研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民间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

法律与正义密切相关，并紧随其变化而不断发展。由于传统民法与“形式正义”的困境，经济法及其所负载的“实质正义理念”得以产生。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以“有限自由”和“实质平等”为基本内涵，具体体现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和具体制度之中。其存在对经济法学和法学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其实现又需要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