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完善

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鉴定结论有悖于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有悖执法的公平公正不利于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有碍于我国现代医疗法律体制的建立。本文从法学角度提出我国现代医疗事故鉴定的新构思，建议建立起医疗事故鉴定的主体制度、时效制度、错案追究制度等，建构完备的医疗事故鉴定法律机制     

大脑镰旁脑膜瘤手术致残司法鉴定一例

大脑镰旁脑膜瘤手术治疗完全可以治愈,但手术违反操作规范导致患者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往往以并发症为鉴定结论,显失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本例司法鉴定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具有充分说理性,为诉讼提供有力证据,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论“鉴定必明”、“鉴定必准”与提供证据要求的冲突

本文是针对"鉴定结论必须明确"的立法建议和"鉴定结论必须准确"的鉴定工作发展目标提出的质疑.认为"鉴定结论必须明确"不符合提供证据的法律要求,这一建议不宜采纳,主张以"鉴定结论应当符合科学技术标准"作为对鉴定结论的立法要求.     

医疗纠纷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剖析

司法实践中,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证据种类及证据能力历来是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从其表现形式和生成程序来看应归为鉴定结论类证据,其证据能力因形式上存在的瑕疵而使审判人员在证据运用上产生困惑,应引起司法实务界的足够重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诉讼中的唯一证据,其法律效力如何应结合全案综合认定。     

医疗事故罪认定之我见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需要从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综合评定,并正确区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规则、组成人员等方面亟待改革。     

医疗事故罪认定之我见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需要从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综合评定，并正确区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规划、组成人员等方面亟待改革。     

从警方鉴定人出庭现状谈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鉴定体制下,大部分的鉴定结论是由侦查部门作出的,因此,作为警方的鉴定人,出庭作证对实现鉴定结论的法律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存在缺陷、相关法律不完善、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包括警方鉴定人在内的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低,为此,应当从司法鉴定制度建设、立法完善和人权保障入手,完善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对某市中级法院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70起案件进行分析,可以认为目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鉴定不中立而致鉴定不公、存在非专职鉴定人员、鉴定结果含糊不清、多次鉴定结果冲突、鉴定人拒绝出庭和鉴定结论采信率低,因而应当建立中立的鉴定机构、规范委托鉴定、严格重新启动鉴定条件和完善相关鉴定制度。     

论鉴定结论的系统化规制——以证据能力规则为视角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法定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规定比较粗糙，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规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通过对鉴定人与鉴定结论的限制，保证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事实证明，鉴定结论并不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运用证据能力理论构建合理的规则体系能够保证合法有效地运用鉴定结论。     

警犬气味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制约因素及证据化标准的构建

目前,警犬气味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鉴定主体资格认证制度阙如,二是警犬作业能力与实战的要求存在差距,三是现场勘查中嗅源的发现、提取程序与法律的要求存在差距,四是有效嗅源的保存与现行法律要求难以一致,五是鉴定中具体程序、鉴定有效结论得出的方式尚无明确规定,六是警犬技术鉴定过程中的复核程序与现行法律的要求不相一致。应从气味鉴定合法性审查主体构成、气味鉴定的前期准备、气味鉴定过程设计、鉴定结论形成、鉴定后复核设计等方面构建警犬气味鉴定结论证据化标准。促进其获得法律的证据地位。     

刑事辨认证据规则初探

刑事辨认证据的认定与运用是各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刑事辨认证据的运用尚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之中。辩认结论应当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应将辨认结论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同时应确立非法辨认的排除规则,明确重复辨认的证据效力,确立辨认结论的补强规则等。     

中国侦查制度改革的若干基本问题

中国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坚持“底限正义”的理论进路,利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在侦查权分配、侦查目的的设定和侦查模式的定位等方面实现突破,并且应当在废除立案程序、重塑强制措施体系、实现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措施法定化以及改革侦查讯问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改革。     

技术侦查措施论

技术侦查措施在狭义上理解,指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较之常规侦查措施而言,技术侦查措施的性质表现在实施方式的秘密性、实施结果的较大侵权性、适用对象范围的特定性、选用次序方案的次位性、审查要求标准的严格性、保密要求的严格性等方面.鉴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这些特殊性质以及我国有关侦查手段立法的空白状况,通过完善立法以规制技术侦查措施的任务已十分迫切.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这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犯罪心理学角度探析

在对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资格和概念界定的问题上,应从犯罪心理学的视角加以具体化,着重探讨刑事责任能力的心理学基础,通过与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比较分析,发现心理学模式下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化刑事责任能力考察的心理学维度和指标。     

和谐社会·后现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后现代与和谐社会有内在的联系,因而可以说明和谐社会在中国构建的必然性。刑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制度,应该积极回应社会变革。在和谐社会语境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够使刑法发挥其治理而非镇压的技术功能,而后现代理论则为刑法的这种转向提供哲学上的合理性依据。立足中国本土资源,迎合中国实践应是中国刑事法发展的正确方向。     

论技术侦察及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

技术侦察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犯罪的智能化、隐秘化和组织化而出现。刑侦实践证明 ,运用技术侦察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有效而且必要的手段。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察加以规定 ,因此对技术侦察手段及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 ,技术侦察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效益 ,更有效地发挥技术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立法应明确规定技术侦察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手段 ,并对其适用原则、条件和程度作出具体规定。     

单位非法行医罪刍论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非法行医罪,将其主体仅限定为自然人,事实上,单位也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为此,现行刑法有必要增设单位非法行医罪,将单位也纳入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之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客体分析--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思考

基于对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中所使用"经济损失"与"物质损失"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一,同时受民事案件审理中对精神损失判决赔偿的影响,审判实践中,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应对被害人精神损失予以赔偿各地做法不一.刑事法律规范明文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仅限定于财产性损失,但立法的规定从未中止理论界探索的脚步,随着对人权观念的重视,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将理论界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两种对立观点的剖析,无疑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风险刑法理论来源之证实

雅各布斯的刑法哲学观对风险刑法是“革命式”的建构,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则是对风险刑法的“渗透式”改良,而法益精神化的思想清理了物质的法益观对风险刑法的羁绊,它们为风险刑法摆脱传统刑法观的束缚,建构以普遍价值之学为根据、以社会有机论为立场、以行为不法判断机制为核心的全新刑法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