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民愤、传媒与刑事司法

民愤是民众的义愤情感,它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公民素质,可能对刑事司法起到纠偏作用,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传媒的民主特性有力地推动民愤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传媒并非圣人,有时也会误导民众,加上民愤难以识别,所以民愤不能左右刑事司法的实体处理,只能对程序的进行产生某些影响。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比例原则在罪刑模式中的适用——以陆勇案为例

在法规范的框架下,基于人性观的价值判断,某些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却有可能不认为是犯罪。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影响而产生的伦理正义,在形式逻辑的理解下,却可能是错误的。法律的平等适用和自由保障机能不仅依赖于刑法体系,刑法的社会任务也不仅归揽于刑事政策。二者是相互交融和作用的,罪刑法定并非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从陆勇案入手,分析个案中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朴素法感情、法期待之间产生的冲突,呼吁秉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同时,在罪刑模式中贯彻比例原则,在罪刑模式中要兼顾个案正义和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界限。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愤因素的冲突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左右,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刑事自由裁量权,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要与要求.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及其负面效应在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决定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正确衡平法律价值冲突;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刑罚的差异化需要;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助于促进法律良性健康发展.而法官的个人因素、法律规定的明确程序、法院内外部的体制因素、社会舆论与民愤等则是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因素.正确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途径有三:一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保障运行机制,二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约机制,三是健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检查机制.     

民愤与刑事司法

法律,国家稳定的基石,法治的根本;民愤,只不过是一种民间情绪而已。从表面上,法律是法律,民愤是民愤,二者似乎毫无关系。但从最近的许霆案,到张金柱案、黄静案、刘涌案、佘祥林案,邱兴华案等案件中可以看到,民愤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意无意间成了左右审判,铸造冤案的祸因之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不怪乎有人质疑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重新审视刑事司法中的民愤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应然与实然：刑事诉讼法解释主体再思考

刑事诉讼法解释论是刑事诉讼法范畴重要的方法论体系,而解释主体是刑事诉讼法解释论的逻辑起点,正确厘定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体时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解释行为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解释主体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各级具体将刑事诉讼法适用于个案的刑事法官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抽象主体,行使刑事诉讼法立法解释权,产生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以规范性法律文件呈现的抽象性立法解释,对各级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而具体办案的各类刑事司法人员则享有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解释权,生成效力仅及于个案的具体解释结论,对个案的诉讼行为和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对该案以外的"他人他事",不具约束力.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刑事和解中的被害人及公共补偿制度

中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地位,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随着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兴起,刑事被害人受关注度的提高,必然使得被害人补偿成为关注热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学说,基于此文章主要对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补偿机制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轻微犯罪日益突出,然而对轻罪犯罪主体的打击、教育与挽救的质量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这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愈发显露,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轻罪处罚制度已十分迫切。分析我国目前轻罪刑事政策的现状,并借鉴外国相关刑事政策,提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形势的轻罪刑事政策,更好地实现刑罚对犯罪分子本人和社会上有犯罪倾向的不稳定分子的预防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非法人工流产的刑法规制

人工流产的问题看似现代,实则历史久远,人工流产法律规制的轨迹是曲折前进的,但法律对其规制的每一次变化都见证了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其涉及人的定义和对生命的评价,反映了每个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念。     

防卫过当犯罪构成的特殊性

防卫过当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其犯罪构成要件与其他普通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很大不同。防卫过当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犯罪主体具有防卫人和侵害人的双重身份,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或疏忽大意的过失,侵害的客体是“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客观方面的行为是复合行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结合),犯罪对象具有特殊性。     

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及其预防策略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青少年处于独特的身心发展阶段,容易受到外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使他们成为犯罪的高发群体.深入分析犯罪青少年在认知、情绪情感、意志、动机和行为等方面的心理特征,有助于深入了解青少年犯罪高发的心理动因.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及重视学校对青少年的人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