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现行刑法量刑情节的设想

量刑情节具有调整量刑幅度、保持量刑均衡、准确适用刑罚的重要作用.完善的量刑情节体系有助于引导法官正确量刑.由于立法背景、立法指导思想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不仅规定不全面,而且也不尽合理,有许多需要修改和完善之处.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审视,完善量刑情节的立法方式、丰富量刑情节的内涵、确立量刑情节竞合的适用规则、合理确定量刑基准,是推进量刑科学化、精确化和透明化,实现量刑公正的可选之策.     

论刑法量刑情节设计上的缺陷及完善途径

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有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但量刑情节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中都有不少问题需要面对。剖析量刑情节的不足,并提出完善之策,无论对理论提高、立法完善、司法规范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并且能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事实。酌定量刑情节非法定性不仅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更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普遍性意义,有必要对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进行相应修改。     

量刑视野下刑事和解的属性与适用

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特别诉讼程序的刑事和解,由于符合量刑情节的基本特征,因而属于量刑情节的范畴。而量刑情节在本质上属于刑事实体法,所以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分类依据的"法定"必须是刑法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在当前刑事和解并未被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将刑事和解归类为酌定量刑情节。刑事和解具有多情节的复合性和多主体的交易性,决定了其在量刑活动中具有功能的多元性和适用的慎重性特点。     

刑事辩护视野下量刑情节的考量

量刑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种重要辩护类型。要想做好量刑辩护,刑辩律师首先要学会如何发现并正确运用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与犯罪情节、定罪情节不同,其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无关,主要影响被告人的量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量刑情节可以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等类型;在刑事辩护中,不同的量刑情节有不同的运用方法,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也有不同的运用方法。不仅要全面考虑所有的量刑情节,还要注意刑事政策对量刑情节的影响。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是指控方根据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从重量刑情节所反应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结合刑法及刑法解释的规定,提出的有关对被告人量刑结果的指控.其作用在于在庭审中塑造出一种"控方提出量刑建议、辩方展开量刑辩护、法官居中裁量刑罚"的"分包制"量刑模式.鉴于中国量刑建议实践还存在着严重的摆设化、混乱化和随意化现象,应从制度层面上强化与细化量刑建议规范.     

反腐败视野中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模式的问题与出路--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

以数额作为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虽然直观明了，但过于僵化。《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这一标准，采用“数额与情节择一”的模式，将有利于解决罪刑失衡难题。以往的数额量刑标准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社会现状，若继续采用这一标准势必要不断修改《刑法》，不利于保证《刑法》条文的稳定性，而采用弹性标准则可以克服此矛盾。在贪污受贿案件中，数额的因素只能作为计算罪量的一项参数指标，而情节的因素则理应通过贪污受贿犯罪的情节规定加以明确适用。同时，数额与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考量比重还需进一步明确。     

酌定量刑情节的话语分析及其理性反思

酌定量刑情节制度是刑法理论中应当予以更多观照的制度。酌定量刑情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民意与社会形势是影响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主要因素,因而,在民意与社会形势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这一论争上,似乎应当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并且也许应该对刑法理论和制度规定作出一定修正,从而给民意和社会形势提供一定的支撑。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并且能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事实。酌定量刑情节非法定性不仅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更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普遍性意义,有必要对《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进行相应修改。     

规范化量刑方法：应用、问题及完善

规范化量刑方法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试点探索而最终得以形成的.这种量刑方法的基本做法是：将与犯罪有关的事实和情节进行合理划分,进而针对这些事实和情节进行分步量刑,最后得出宣告刑.规范化量刑方法的科学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将这一量刑方法作为基本的刑罚裁量方法,其在目前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够合理和不够充分之处.为进一步发挥我国规范化量刑方法在有效促进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有必要对这一量刑方法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完善.其中,重点就是要解决量刑起点的合理确定问题,并同时将这一量刑方法的规范性有效拓展至无期徒刑以及不同种自由刑并罚的合理适用方面.     

量刑根据和量刑基准

量刑根据是决定刑罚量最根本的依据,对量刑诸要素是否应当作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具有识别、过滤功能。责任基础上的预防是量刑的正当化依据。一般而言,量刑基准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起点;具体而言,量刑基准是在排除任何法定的或者酌定的量刑情节后,对已经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个罪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量刑根据是量刑的本体论问题,量刑基准是量刑的方法论问题。前者对后者的确定方法具有决定作用。     

故意杀人罪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关系实证研究——基于SPSS软件包所作的“相关”分析

作为联结故意杀人罪罪量与宣告刑量纽带的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种量刑情节对宣告刑量的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如是否共同犯罪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81,危害结果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12,被告人过错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279;而是否累犯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145,是否残忍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公为-0089.     

自由刑量刑监督制度之完善

法院在自由刑量刑上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职务犯罪处罚轻刑化、量刑偏轻、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同类案件自由刑量刑差别较大等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可从完善自由刑立法、试行量刑建议、制定量刑指南、行使抗诉权等方面予以限制和监督,促使自由刑量刑的公正裁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和功能.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个案主义之下的量刑偏差及双重应对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量刑偏差的矫正应当立足于个案主义的视角,在具体个案中,追寻导致刑罚畸轻畸重,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原因。应当将量刑规范化作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立足当前刑罚理论研究和司法审判的实际,在正确把握其与法官自由裁量权、刑罚个别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系的前提下,从量刑程序和实体规范两个范畴,以审慎的态度加以推进。     

论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是标准罪行的处断刑量,它不同于量刑根据。对量刑基准必须进行抽象的理解。要实现罪刑均衡,必须建立完善的量刑规则体系,而量刑基准和量刑尺度是这一体系的基础概念。为了更好地实现量刑基准设计的初衷,量刑基准规范化势在必行。     

论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

A市B法院两个年度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犯刑罚裁量中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宽不足以及量刑失衡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实体上从严行使的定刑权及规范缺失，以及程序上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性障碍。为此，有必要完善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既要完善刑事实体规范，确立未成年犯量刑之法律依据，也要注重完善未成年犯量刑程序性保障机制，确保量刑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