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视野下的品格证据基础理论及发展理路

品格证据的产生与应用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法视野下的品格证据的内涵由声誉、倾向行为和往事组成。对其他证据的依附性、相对稳定性而非绝对稳定性和适用的更加广泛性,是品格证据区别于其他证据的独特属性。品格证据可以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被害人品格证据和证人品格证据以及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品格证据在当代中国的适用,关键是要解决其相关性问题、成本控制问题和不良品格证据的偏见性问题。     

论强奸案件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基本证据规则长期存在于英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其核心在于避免刑事审判中不公正的偏见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此项制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其争议颇多。美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强奸盾牌条款",对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名声采用了有限可采的办法,即一般不采用,但存在例外规定。基于证据性质、被害人保护等诸多因素,我国应该明确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论品格证据——含义、现状与制度设计

品格证据在我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原因之一是对品格证据的含义有误解。品格证据的“品格”实际上包含三层含义：声誉、行为倾向、以前发生的特定事件。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广泛，同时，我国的刑事立法也为它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因此，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给品格证据以合法地位，在未成年人案件、某些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中，以及特定的刑罚措施中，应当采用品格证据。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并广泛应用于刑事案件审理中。一般情况下,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仅在法定例外情况下才能成为定案依据和质证对象,未成年人犯罪的审理就是品格证据规则主要适用领域。尽管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但是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品格证据没有形成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研究介绍品格证据规则,需要结合未成年人立法司法实践,才能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改革创新。     

品格证据的相关性探讨

品格证据是证据相关性的著名难题。基于“时间的消耗”和“保护陪审团需要”的考虑,英美证据立法确立了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的一般原则。然而有原则便有例外,例如当被告人的品格成为案件构成要素时其相关性并不能被否认。笔者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以证据相关性一般原理为切入点,探究品格证据相关性这一难题,以为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提供法理依据。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本土化理路及培育

从源头上讲,品格证据发端于英芙国家的证据规则,其在成人案件审理中受到较多限制,但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却有着较大适用空间.我国司法实践中,地方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中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品格证据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契机和条件.本文将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基本概念入手,探讨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基础和价值,进而从实践反思方面形成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培育范式,也是对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本土化的理论尝试.     

论刑事诉讼中的不良品格证据规则

不良品格证据由于与案件的争议事实无关联,因而,除了一些特定的例外情形,原则上法律将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但是,近些年国际上关于该规则的内容已有所变化。为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我国亟待构建科学的不良品格证据规则。     

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对品格证据进行释义与法理分析，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使用的演进历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就美国关于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立法与使用问题进行剖析；最后，以美国为借鉴，初步提出我国关于被告品格证据使用的设想。     

论刑事品格证据规则之构建

刑事品格证据规则因刑事案件证明的高标准以及立法者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格外关注而较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更为复杂。该规则应对品质证据和性格证据以及非品格证据之习惯证据作出区分并重点规定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刑事被告人辩护和控诉方提出不良品格证据两方面的例外。其他规则包括普通证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原则允许与例外以及刑事被害人品格证据原则排除与例外。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基于比较法的思考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制度，鉴定专家都需要出庭，并就鉴定结果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无法受到有效的检验；而且在证据能力和证明的关系问题上，证据能力缺乏独立的品格，附属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未来我国需要从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庭审的实质化，以及树立证据能力的独立品格等方面来彻底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刑事审判中运用品格证据质疑证人的可信性

品格证据在质疑证人可信性的刑事审判中具有很大的运用空间.人类长期的观察和经验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因此判断证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证人的品格.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关涉到某人的道德品质和是非评价,应用到司法实践中,就是通过运用品格证据证明证人是否具有可信性来佐证案件的其他证据,帮助法官查明案情,准确断案,保障诉讼活动公平、公正地进行.     

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研究

就业歧视现象在我国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有用人单位用人观念和劳动力市场供需比例不平衡等因素,更是因为法律制度不健全而造成。从立法上合理地界定就业歧视,明确歧视者的法律责任,完善被歧视者的救济途径是反就业歧视的核心问题。     

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改革新论——以庭审实质化为中心的讨论

大陆法系的案卷移送主义并没有排除法官预断,英美法系的起诉状一本主义也没有完全禁止法官庭前接触案件信息,但由于两大法系存在保障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原则与制度机制,因此这并没有导致两大法系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不管是在比较法的视域中,还是在我国当下的制度环境之下,很难绝对地认为我国现行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存在缺陷,从庭审实质化的角度来看,当下更为紧要的是加强庭审程序的建设,而不在于改革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追求绝对地排除法官预断或禁止法官庭前接触案件信息。     

行政处罚听证主持人刍议

关于行政处罚听证主持人 ,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关于主持人的产生和人数问题。主持人应从行政机关的法制部门工作人员中指定产生 ,人数以三人最为适宜 ;二是关于听证主持人的回避问题。回避的理由中应包含法律偏见和个人偏见 ,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是关于听证主持人的职责问题。其主要职权应包括决定权、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权、许可与制止权、建议性裁决权等 ,主要责任应包括维护听证活动的正常进行、保证听证的公正性、及时提交听证报告等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     

论如何纠正讯问对象对侦讯人员的偏见

侦查讯问中,侦查讯问对象容易对讯问人员形成主观偏见,从而影响侦讯效率。从社会心理学分析,侦讯对象偏见形成的原因有不当刺激和印象偏差等。纠正其偏见的方法是:强迫接触法、说服教育法、侦讯人员自身调节法、情景调节法、替换法、配合法和平等地位法等。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作为证明被告人性格特征、名声或者声誉、行为倾向和以前实施的行为的证据,对于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再犯的可能性等事项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应该充分地考虑品格证据,以实现准确公正的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