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对农户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农户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和重要参与主体,其对精准扶贫的评价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绩效。以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基层党政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责任履行对农户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程度与农户扶贫满意度、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对农户扶贫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在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程度与农户扶贫满意度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为此,建议通过强化基层党政干部扶贫治理能力建设、建立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加强对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的跟踪监督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绩效。     

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战略思想之一,也是提高扶贫开发效果的必然路径选择。通过阐述精准扶贫的内涵、外延和理论基础,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精准扶贫和大规模减贫所经历的扶贫治理体系变迁过程。可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目标呈现多元化特点,扶贫治理体系围绕片区精准和个体精准建立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战略格局。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要实现精准扶贫目标仍面临不少挑战。     

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的经验、困境与绩效提升——以湖北省为例

产业扶贫作为专项扶贫中的重要扶贫方式,由"造血式"扶贫替代"输血式"扶贫,在中国扶贫工作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积累了一定经验。然而,贫困对象误识与致贫原因研究不足导致产业扶贫对象瞄准机制仍不完善,"劣币驱逐良币"与产业同质化现象导致扶贫龙头企业及产业难以准确定位,扶贫对象能力缺乏及其政策误读导致扶贫对象难以与扶贫主体有效衔接,加之产业扶贫面临着"丰产不丰收"等技术难题,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仍有待提高。为进一步提升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应进一步完善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丰富建档立卡信息及完善软件自动识别技术实现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利用信息优势,借助专家智库资源,弥补扶贫企业在产业扶贫中产生的正外部效应,避免产业同质化;利用先进科技实现扶贫可持续发展,并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产业扶贫全过程;通过加强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实现扶贫产业与扶贫对象的精准衔接;同时,应为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探析

精准扶贫是加快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但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工作面临着制度间缺乏良性互动、扶贫主体间缺乏协同参与、职能部门间缺乏协同联动、扶贫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及扶贫工作绩效评估碎片化等问题,影响了扶贫的效果。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注重观念协同、制度协同、主体协同、部门协同和督评协同等在扶贫工作中的功能,有助于推动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精准扶贫背景下实施文化扶贫的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在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户面临着精神文化方面的缺失,严重影响了精准扶贫的进程和效果。因此,实施文化扶贫的意义重大而深远。然而,现阶段文化扶贫还存在着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文化惠民范围小;文化产业缺乏,发展模式单一;文化扶贫识别模糊,供给与需求错位;文化扶贫动力缺失,助力精准扶贫效果不明显等现实问题。为此,需要从坚持完善文化设施建设,使文化普惠于民;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让文化产业多点开花;坚持文化识别精准与供给精准互动,有效满足文化需求;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发展文化扶贫新动能等四个方面全面协同推进,以有效实施文化扶贫,助力加快精准脱贫。     

浅谈人社部门如何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精准扶贫——以河池市为例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在10月12日召开的全区精准扶贫攻坚动员大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要求必须啃下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这块"硬骨头"。10月16日,河池市召开全市精准扶贫攻坚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上下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河池精神,以扶贫对象精准为出发点,筑牢"六个精准"的前提和基础,咬定精准脱贫目标,齐心奋力追赶全国全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川省凉山州扶贫目标瞄准问题研究

"瞄而不准"是我国民族地区扶贫行动的制肘之一。四川省凉山州目前以"县、乡、村"为单位的三级目标瞄准机制设计,与彝区贫困人口分布特征与内生制度融合不足,从而导致扶贫资源绩效降低。分析其目标瞄偏原因,主要在于多元化扶贫体系缺失、管理协调机制不足、扶贫政策制订程序简单与标准单一、贫困人口参与性不足。今后需要实现贫困标准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建立容纳穷人参与的穷人识别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扶贫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研究——基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实践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做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精准扶贫工作,需要政协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首先,运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精准扶贫的实践,认为:结对帮扶、提供就业、捐款捐资、发展脱贫产业、兴办经济实体、助力集体经济发展等措施行之有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其次,总结提炼出"政协+企业帮扶+产业扶贫""政协+企业帮扶+教育扶贫""政协+企业帮扶+社保扶贫""政协+危房改造扶贫""政协+就业扶贫"等五种符合泸州实际的精准扶贫模式的经验。再次,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深度贫困问题突出;致贫因素复杂交织,脱贫摘帽难度增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缺乏内生脱贫动力。从严格监督验收、调研社情民意、加大政策宣传等三个方面提出创新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的湖南报告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精准施策的方式之一,改变了贫困农民生存状况,加快了脱贫步伐。在总结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的同时,我们总结了经验,也发现了问题,进行了反思。易地扶贫搬迁有指标任务,但不能只为完成任务,要立足全局;标准模式不能生搬硬套,要适度灵活;不能偏废和脱离脱贫这个目标去进行;政府负有主要责任,但也应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不能单干、蛮干。     

精准扶贫助推卓越职业院校建设

精准扶贫是国家战略,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是治本之策.文中从帮助明确办学定位、优化专业结构、打造优质队伍、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阐述了对溆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建设卓越院校实施精准帮扶,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提供借鉴和参考.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精准扶贫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在打造国家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的过程中,对远离城市中心的农村贫困地区进行精准扶贫时,应通过产业扶贫的方式,增强贫困地区持续增收的能力。在产业扶贫的模式选择上,要避免政府主导,激励市场主体自身的积极性,通过现代化的生产、经营、销售模式,提升农村贫困地区的现代农业经营水平和经营意识。     

社会精准治理视角下健康扶贫主要问题与完善路径

本文基于社会精准治理视角,剖析健康扶贫政策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战略模式选择与具体实施路径。研究发现,健康扶贫主要存在政策主体规定不精准、精准瞄准目标偏离、资源精准管理缺乏系统性、政策客体可行能力较低和信息共享程度偏低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建立精准整体帮扶、多元主体帮扶、可持续发展、"互联网+健康扶贫"四种模式和具体实施路径。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 形成及实践路径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的形成,既有摆脱贫困的思想渊源,又有多年扶贫实践探索的深刻思考和经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以"精准"为核心,明确脱贫攻坚的目标、阶段和重点,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凝聚各方力量构建大扶贫格局,不断探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路径,指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对于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和全球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产业扶贫模式创新——基于陕西LT县的扶贫调研

产业扶贫是我国目前开展最为广泛的扶贫模式。然而在扶贫实践中面临着扶贫主体参与动力不足、扶贫目标偏离以及参与主体地位失衡所导致的扶贫长效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通过分析陕西LT县扶贫开发实践,发现其创新扶贫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构建了多元参与主体间良性互动关系模型,从而客观上激发了扶贫主体"内生"参与动力,提高了参与能力,突破了参与障碍。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结构性制约及超越——基于陕南移民搬迁的实证分析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乡村贫困人口是新常态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推进精准扶贫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严峻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高昂的迁移安置成本与建设配套资金供给困境,产业支撑不足与移民生计脆弱等问题是大规模移民搬迁的主要结构性制约因素。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不仅在于制度设计者的决心和能力,还取决于减贫政策的社会基础状况。结构性制约对精准扶贫方略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应引起公共部门的高度重视。要及时改变移民搬迁安置的政策导向,更多地通过"外部支持"、形成合力等路径,以解决移民安置的资金问题,有效卸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从而更好地推动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