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处罚令程序的构建

刑事处罚令程序是大陆法系国家迅速处理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的书面审理方式,有效地提高了诉讼效率和保障诉讼公正。我国司法系统正面临着司法资源和案件负担之间越来越不协调的紧张关系,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处罚令程序,针对轻微罪案件,设计具有本国特色的刑事处罚令程序,以迅速处理被告人认罪的非自由刑案件。     

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实证分析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刑事和解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能一体化地解决传统刑事诉讼所忽视的修复社会关系、赔偿被害人损失、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和提高诉讼效率等问题.然而,当前刑事和解适用规模较小,司法适用上存在被告人适用程序不平等、赔偿数额不够合理、和解趋于形式化、公众误解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在准确理解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基础上,加大实践探索,不断优化制度,保障经济困难的被告人平等享有刑事和解的权力,有条件地制止漫天要价行为,构建起当事人真诚沟通、谅解的平台,并厘清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的误解.     

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后的从宽处罚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从宽分别存于两个层面,对被告人单独适用时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当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发生交集时,如何对其从宽处罚。认罪认罚是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刑事司法领域部署开展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刑事政策必须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具体落实到位,即认罪认罚从宽在具体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刑事案件需要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来实现,以刑法规定的相关量刑原则及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量刑情节为从宽内容。需要研究被告人既认罪认罚又与被害人刑事和解或者只认罪认罚但不刑事和解或者不认罪认罚但刑事和解这三种情况下如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以完成对其刑事责任的确定。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法意义探析

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之"法"的界定,理论上有实体专属和包含程序的两种争议。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宏观机能,程序法定、程序权利是其机能实现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容;立足于该原则作为定罪处刑依据的微观作用,无论是事实根据还是法律层面,刑事程序法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涵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积极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所有刑事实体法规定是犯罪行为的都应当定罪处刑,刑事程序法恰恰具有"出罪"功能,刑事不诉、刑事和解具备刑事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环境犯罪刑事制裁的方式与选择——以刑罚轻缓化为分析视角

考察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可以发现适用最普遍的当属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判处环境犯罪被告人有期徒刑存在重刑化倾向,判处其罚金刑也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比例或倍数,加之在司法适用中判处数额较低,从而难以对环境犯罪被告人起到威慑效果。在对环境犯罪刑事处罚趋于轻缓化论证后,应当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罚轻缓化理念,完善现有的刑罚措施,包括限制自由刑的适应范围、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适用方式等,并增设新的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从而科学地选择环境犯罪刑事制裁方式,理性建构环境犯罪刑罚新体系。     

刑事执行制度之检讨与改造

我国现行的刑事执行制度在体制和程序两个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极大地影响到刑罚执行的客观效果。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刑事执行制度的重构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建议确立检察指挥执行的集中型执行体制,同时在程序上废除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设立自由刑暂停执行制度,实现减刑、假释程序的正当化。     

论新刑诉法对程序滥用的防范

新刑诉法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改革了卷宗制度,改进了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制度,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程序进程的参与,有助于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但是新刑诉法缺乏应对基层司法地方化的措施,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被告方的质证权还需要进一步的保障,因此难以充分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应当在四个主要的方面进行相应完善,以便进一步加强刑事辩护,有效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     

刑事速裁程序之检视

经过两年的试点探索,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的重要性已为社会各界所公认,但试点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诉讼效率层面,速裁程序仍然存在办案沟通机制不健全、案件适用对象较窄、审前程序繁琐等问题.在庭审运行层面,速裁程序应加强对被告人认罪事实的审查,在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设定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能定位方面,亦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     

从一个刑案的两次再审看刑事再审程序

一个刑案的两次再审反映了目前法院启动刑事再审程序及再审量刑的失范,以及在法院自行启动的刑事再审程序中检察机关所处的尴尬地位.实证研究表明,有必要严格限制法院启动刑事再审程序,法院不得根据被告人、被害人之外的其他人的申诉启动再审.同时,法院自行启动刑事再审程序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再审应由上级法院进行.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现实考察与未来面向——以比较法为研究视角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司法公正与效率平衡协调下的产物。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呈现适用范围小,程序适用尤为谨慎的特点,并通过刑事立法对缺席审判的适用情形、案件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尤为强调缺席被告人的诉权保障。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侧重解决贪污贿赂等重罪案件被告人外逃问题,应对该制度进行体系完善,以严密的程序设计规范制度运行以保障缺席被告人权益。     

刑事庭审中讯问被告人程序研究

刑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讯问程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庭审中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规定虽较之过去有了较大的改进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有改进的必要。     

论刑事审判对象

刑事审判对象的基本机能在于限制刑事审判权的膨胀和扩张,保护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审判对象作出了明文规定.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法院的刑事审判对象缺乏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我国法院在行使刑事审判权时的任意性,危及被告人的人权.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就法院的刑事审判对象作出明确规定.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再论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当代价值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根源于秩序本位与自由本位两种刑法价值观的对立,是对立统一关系;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均须全面看待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机能。法益概念的清晰明确性、规范性以及专属性有待商榷,仅具司法论意义的法益无法取代社会危害性。在当前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危害性理论为实现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转向提供基础和起点,对于立法中犯罪圈适度扩张问题、司法中定罪与量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价值。     

程序控制视角下短期自由刑制度的改良

短期自由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弊存废之争一直以来都处于刑事改革的最前沿。在我国,许多学者从实体法的角度出发,为短期自由刑的合理适用探索出路。文章试图从程序层面来研究如何完善我国短期自由刑制度,以达到将其弊端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的目的。     

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之比较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有着十分重要的刑事程序分流作用,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同时也面临着程序公正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问题。我国大陆与台湾均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二者在启动、审判以及救济程序等方面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文中就大陆与台湾刑事简易程序的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异同比较,包括历史沿革、程序的启动、审判、救济程序等。根据分析结果并结合大陆地区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的修改,对我国大陆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如注重并加强对被告人选择权的保障、建议进行程序分级等。     

刑事上诉程序若干问题反思与研究

刑事上诉程序作为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司法监督的完善、维护司法的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刑事上诉程序也有大量问题需要探讨。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简易程序是以被告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简易程序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保障了被告人一部分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另一部分的权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及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应从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建立公诉人出庭制度等方面加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正本清源: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理念的重塑——从一则案例说起

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学界似乎大多倾向"民进刑退"原则,认为"这不仅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体现,更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实际上,从法律规范角度来讲,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应当区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门槛,这是立法层面的体现;一旦行为在立法层面有所规制,以立法为裁判依据的司法就...     

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的探索与实践

在各地法院、检察院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 (也称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 )和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改革、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于2 0 0 3年 3月 1 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 )》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实践出真知”、“理论指导实践”。以下所刊载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和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论述 ,以期有利于对这两个《若干意见》的正确理解、适用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