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村官政治

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精英输入:新时代乡村治理主体的路径重构——基于万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

在国家政权建设的作用之下,传统乡村权威趋于衰弱;村民自治制度的失效使得新时期的行政权威在乡村社会内部稍显不足;城市化市场化的推动又加速了村庄内部人才流失。在这三重压力之下,乡村治理主体有空心化的趋势。万载县通过引入驻村社工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以外部输入型精英为切入点,以此重构乡村治理主体的可能路径。     

乡村治理:精英分类与逻辑选择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的乡村精英分类学说并未根据乡村精英的差异明确区分出相应的治理方式。依据我国乡村精英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乡村治理精英可进一步细分为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乡村治理应当遵循权变思想,针对不同的乡村治理精英类型采取不同的乡村治理逻辑: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强大时,乡村治理逻辑应当依靠充分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弱小时,基层政府应当着重运用官僚体制自身的理性力量,发挥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     

中国传统县域治理体系探微

中国传统的县域治理体系存在于整个皇权帝制时代,有着两千多年连贯的历史。考察历史上的县域治理体系,能够为今天的乡村治理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中国传统的县域治理体系是按照皇权统治逻辑,伴随着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即皇权统治体系的构建而产生的,是其末端组成部分。县衙及其派出机构和准官方组织以及充斥于其中的县级长官、杂职官、所属员吏、差役和乡里精英,构成了县域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主要依靠县级官府对散户的控制和掠夺机制以及县级官府与乡里精英的"支持—回报"机制来开展县域治理。传统县域治理体系从属于皇权统治体系,其构建逻辑是错误的,很难被看成是一种治理体系,这是今天需要引以为戒的。如果去除统治的目的和功能,传统县域治理体系以县级官府为中心来治理乡村并灵活设置多样化的派出机构,这种体系构造值得今天吸收借鉴。不过,传统时代的所谓乡村自治基本属于想象,加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早已发生巨变,因此于今没有多少启发和借鉴价值。     

村级民主政治转型:从汲取型民主到分配型民主——村治精英类型更替的视角

村治精英类型更替是理解农业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逻辑变迁和村级民主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汲取型民主限制了有抱负的保守型农民精英可以有效作为的空间,在世纪之交乡村治理性危机不断彰显的时代背景下,致使其不得不被动地选择退出村庄政治舞台。分配型民主则为以变革型力量形式存在的中青年农民精英走上村庄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从汲取型民主向分配型民主转变的实质是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开始逐渐从"选主体制"向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体制转变,具有时代发展的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南邓州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实践探索才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乡村纠纷解决中的实施教化——以甘肃临夏乡贤宣讲“卧尔兹”解决纠纷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权威即"乡贤"~([1])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教化解决纠纷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贤通过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采取劝导、训诫、教育的宣讲方法解决纠纷,其教化目的实现的基本路径为"理解规范—强化认识—遵守规则",为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做出了一定贡献。乡贤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并以中国自生法秩序为基本参照,才能令其在西北地区的乡村治理中继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老人治村:将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以鲁西南一镇三村的调研为基础

在传统型村庄,家庭发展的压力排斥了年轻精英参与村庄治理,负担不重、有德有才、积极性较高的老人成为村治的主体。多元自治组织通过赋予老人参与村治的身份完成对老人的动员,在国家治理任务和乡村自治任务分类治理背景下,老人治村的作用机制在于协调利益、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且行政配合自治的关系模式也维持了村庄自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负担不重的老人作为村庄"经验的财富"通过在促进项目落地、发展村庄经济文化生活和维持村庄秩序规范上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从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应积极将负担不重、有能力的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浅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

在传统皇权主义体制下的中国,"皇权不下县",在广阔的乡村,皇权、绅权、族权和农民构成了独特的乡村治理生态。其中,乡绅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它是其他权力主体的缓冲器,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乡绅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并不能冲破皇权主义的禁锢,也并不存在"乡村自治"的情况。     

新乡贤：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自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新乡贤"纳入乡村治理版图的研究从未间断,学界将"乡贤回归""新乡贤"下乡视为政府主导下的精英结构再造工程。针对"新乡贤"的产生可以从政策招引、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三个角度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对新乡贤群体的组织形态——"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机制及其绩效进行讨论,发现目前新乡贤有效治理的运作模式属于"吸纳性治理"的类型,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传统治理资源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相互耦合,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实现乡村治理中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传统中国社会乡绅治理的实现逻辑及现实启示

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处于国家与基层社会广大民众之间,是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乡绅治理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促进基层自治、发展公益事业、繁荣乡村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外力的输入必须有内生动力的衔接。新乡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治理模式。因此,要发挥新乡贤能动作用,提升新乡贤自治能力,增强新乡贤德治示范,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     

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碰撞、融合与共生

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是构建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传统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和遗失会阻碍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村民自治若脱离传统乡村文化土壤也将失去存活的环境。它们的碰撞提出了新的实践课题,它们的共生则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创新发展。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共生体现在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中,这个过程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结构融合升华的过程。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及其内在逻辑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里,虽然封建王朝对乡村的治理模式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如果从朝廷与乡村的关系来看,无非是对乡村资源(主要是农民和土地)采取的控制形式不同而已。以税制这一乡村资源征收的主要形式为主线,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呈现三个清晰的阶段:秦汉时期"按地收租、论户取赋"的"田租、赋税"制度,农民和土地捆绑,实行"乡官里治"的垂直式管理;唐宋时期"舍人税地"为主要特征的"两税法",实行"乡里制"与"保甲制"的双轨运行治理模式,对农民和土地分别实行控制;明清时期以财产为主体、货币化征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对农民和土地大幅松绑,实行"乡绅治理"这种间接控制模式。这样的制度演变中,朝廷对乡村的管理越来越松散,但实际控制力和乡村资源的动员能力却不断得到加强。传统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也启示我们,在当今乡村治理中应大力推动基层民主自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村两委交叉任职的运行逻辑与现实困境:基于“嵌入理论”的分析

村两委交叉任职自推行以来被认为有效解决了新形势下村两委关系的紧张。从"嵌入理论"视角来看,它有着内在的运行逻辑,其根本目的是加强执政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实现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目标同向、思想同心、工作同步。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村两委交叉任职面临着村民自治行政化倾向加剧导致村民自治权受侵蚀、村庄权力集中容易产生村干部腐败、乡村精英外流导致优秀村支书后继乏人、村庄政治复杂化导致村支书竞选村主任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将村两委交叉任职放在执政党与乡村关系的大视野中来认识和理解,对于寻求构建执政党有效领导乡村社会的合理化路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行政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的实践路径、历史困局及当代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将乡村自治确定为国家政治制度。由于国民政府以"行政控制"为实践路径,严重背离了地方自治的制度精神,导致政府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农村社会的排拒使"乡村自治"制度最终在多数地方流于形式。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路径探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需要依赖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开拓精神的乡村精英群体。纵观我国乡村精英的发展脉络,乡村精英的治理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体制外精英治理、体制内精英治理以及体制内外精英的合作治理模式。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渐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但目前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同时应明确内外精英的合作和制约关系。国家要加快相关体制改革,为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的实施＂扫清障碍＂。     

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 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农村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其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回溯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看到只有当家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生产力才得到极大释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乡村治理的基础被动摇乡村治理的效果无法保证。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必须通过推进乡村自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强乡村公共性的建设等措施,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筑牢乡村治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