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检视与反思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试点改革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检察机关主导的，具有预防企业犯罪和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政策面向。当前，企业刑事合规可纳入刑事政策的范畴，藉由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目的管道进而影响到刑法规范的解释与塑造。当前立法的缺失和实践的保守，导致合规刑事激励不充分，亟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发掘刑事合规激励的理论潜力、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尚在探索，刑事合规适用对象、激励机制、制度目标等顶层设计问题，既需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也需要契合刑事法治深度，从而促进实践走深做实、刑事合规制度化。     

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和建构路径——由中兴受裁事件所得启示

企业刑事合规是企业防控刑事法律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犯罪风险防控能力,还对整个企业起着综合性的积极效应。伴随全球化进入瓶颈期,我国企业不仅需要应对国内刑事合规风险,更要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海外犯罪的刑事合规风险。我国企业的刑事合规路径应当从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两方面进行建构,立法方面,扩大单位犯罪范围,赋予企业合规义务;司法方面,完善单位犯罪出罪量刑机能,准确进行定罪量刑;企业内部,摒弃理念化的刑事合规,完善犯罪内控机制。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双管齐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单位犯罪独立性认定的困境与出路——企业合规试点改革语境下的考察

刑事合规是我国司法机关当下治理企业犯罪的重要探索,在不同国家的司法环境下刑事合规的内涵和效果也不相同.刑事合规想要达到修正企业治理缺陷、消除企业犯罪因子的目的,就必须与我国的单位犯罪制度相联系,为企业在合规计划下的出、入罪提供正当依据.同时,刑事合规也影响着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的重新塑造.单位意志理论在司法适用中的不统一、...     

数据保护合规体系研究

数据保护合规是企业为防控数据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专项治理机制，由数据合规政策和数据合规管理流程两大要素构成。数据保护领域的合规风险包括违反合规政策性条款的数据滥用类风险，以及违反合规流程性条款的管理失职类风险。打造数据保护合规体系需要遵循有效数据合规、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一体化建设、对外合规与对内合规相分离、全流程数据合规、数据合规技术等基本原则。面对实践中数据保护合规的纸面化和针对性、体系性、专业性不足等问题，企业需要围绕数据保护合规政策和合规管理流程两个层面完善数据保护合规体系，强化数据保护合规政策与员工手册、合规组织、防范体系、监控体系、应对体系的建设。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企业刑事合规之完善

我国目前处于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初始阶段,“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地为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少捕慎诉慎押”的内涵与企业刑事合规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基本要求也满足了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需求,两者相辅相成,发挥了人身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行时间较短,尚存在合规激励机制不完备、合规暂缓起诉制度缺乏立法支撑、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设置欠妥等问题。应在“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引领下,不断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立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适当前移合规节点,建立企业刑事合规的长效监督机制,合理划定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合规在中国的引入与理论调适——企业合规研究述评

企业合规作为一项重大法学前沿交叉课题，得到我国刑事法、公司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合规在中国的引入和理论调适为主题，我国学者主要从企业合规的性质与功能、公司合规治理的理念与结构、企业合规与行政监管模式、企业合规与单位刑事责任、企业合规引入公诉的方式等五大板块展开学术研究和争鸣，业已产生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在未来，企业合规研究需要一次法学方法论上的转型，以比较法研究为主线的介述性研究和以提出制度改革建议为目标的对策法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从本土合规改革经验中提炼中国化的原创性合规理论，将成为企业合规研究的主要学术增长点。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生成机制与治理

对民营企业保护失衡的立法反应,表面化、泛刑化和强制措施扩张化的司法反应,以及负面舆论评价的非正式社会反应,共同作用着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生成。犯罪现象的背后是刑法规范设立和适用的失调,规范失调的背后成因则可用社会控制理论、标签理论加以揭示。除了确立对民营企业家同等保护的刑事政策外,还应引入刑事合规制度,释放刑法的预防性保护功能,激励企业参与到预防犯罪的合作模式中。     

营商环境优化与刑事司法保障

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法治的保障,刑事司法应当以适度宽和的运行方式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秉持以下原则:在宏观层面,保持刑事司法政策的稳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对于新兴行业保持一定的宽容性;在实体法层面,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以规范保护目的限缩刑法的作用场域,以实质危害性作为行为入罪的标准;在程序法层面,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和适用应当秉持谦抑性原则,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家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平等保护。同时,民营企业家也应当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注重企业刑事合规体系的构建,共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合规顾问在有效合规整改中的作用

律师作为涉案企业聘请的合规顾问,在协助企业合规整改中可以充当三种角色：一是检察机关启动合规考察程序的申请者,二是第三方组织监督考察的应对者,三是检察机关合规验收听证的答辩者。为帮助企业实现有效合规整改的目标,合规顾问应通过积极工作,满足检察机关启动合规考察程序的基本条件,针对涉案企业发生犯罪的内生性结构原因,对其治理结构、业务类型、经营方式、商业模式、企业文化等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消除那些容易导致犯罪发生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合规顾问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业务范围、行业特 点、合规风险等情况,帮助企业建立一种体系化的专项合规计划,争取达到有效预防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再次发生的效果。     

论我国环境合规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合规计划与合规抗辩为切入点

企业合规发轫于英美刑事法中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并逐渐扩张至民事、行政领域,其目的在于促使企业自主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由于其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减少企业违法风险,与现代环境法预防环境风险的要求相契合。我国环境合规广泛存在于实践当中,但其适用场域、法律形式和法律后果尚不明晰,需要寻找其体系定位。事前已然合规的合规抗辩与事后承诺合规的合规计划是贯穿环境合规的两条主线。深入探讨二者在环境民事诉讼、行政行为、刑事诉讼等领域的适用方式及法律后果,能够串联起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体系,构建起我国环境合规法律框架。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治理的立场：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食品安全犯罪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刑事领域而言，应对其采取多元化治理的基本立场，在立法上坚持严而不厉的惩罚策略，构建严密的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实现刑罚的轻缓化，符合刑罚的成本-收益考量；应保证案件移送衔接顺畅，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现食品安全犯罪的一体化治理，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考量；应建设企业合规体系，完善企业内部运行结构，增强食品经营企业防范刑事风险的能力，符合双方利益平衡的博弈目标。     

刑法视角下的P2P网贷平台合规制度构建

P2P网贷平台由于监管缺位,伴随而来的各种风险导致部分借贷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损害,偏离了原本价值。因此,对P2P网贷平台进行刑事合规刻不容缓。以激励的方式减免平台的刑事责任促进平台积极实施刑事合规,通过对单位犯罪范围的扩张、企业缓刑的适用、审前分流协议的引入进行我国刑事合规前期构建,再根据P2P网贷平台的特点进行刑事合规构建方案的完善。实施刑事合规可以有效加强网贷平台的管理和监督,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刑事合规制度改革试点的阶段性考察

从性质上讲,合规考察具有负担性,不能轻易在个人犯罪案件中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及《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共同决定了,重罪案件不宜适用合规相对不起诉程序.从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再犯可能性两个角度讲,漏罪或行政违法都不是绝对排除合规相对不起诉程序的因素,但其划定了合规考察案件的罪名范围.在程序路径上,暂缓起诉协议路径暂不宜采用,但其功能可以被"刑事合规协议""合规监管协议""合规承诺"等实践方案所替代.检察建议后置模式对于合规的激励作用较小,可以适用于罪行极其轻微的小微企业犯罪案件.量刑激励是促进企业合规的重要方式,因合规与刑罚的内在关联,即便是非试点单位也可以践行这种合规激励方案,但量刑程序应当依法进行,不能滥用量刑激励制度."挂案"清理与合规激励的双重目的可以通过"存疑不起诉+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企业合规检察意见"的组合方案达成.     

刑事司法数据分类分级问题研究

数据分类分级构成了刑事司法领域数据安全保护的基本前提,但数据分类以“属性”为标准,数据分级则以“后果”为标准,二者存在区别。由于数据分类分级对于国家履行数据安全保护职责有积极意义,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有相关规定。刑事司法领域内的数据分类分级与其他领域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之处,应当遵循兼顾数据安全保护与数据开放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运用利益位阶分析、风险识别、面线结合的方法进行刑事司法数据分类分级。在分类方面,刑事司法数据可以在政府数据与个人数据的大类基础上再加以细分;在分级方面,可以将刑事司法数据划分为国家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一般数据三个级别。根据此种分类分级,可以从机构、人员、软硬件、程序四个角度着手针对不同类型和层级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数据安全保护。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乐山市民营企业合规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企业合规是一种基于风险防控的公司治理方式。当前，乐山市民营企业普遍存在重经营管理轻合规管理的弊病，这主要是由于合规管理意识不强、企业内部监督空置、风险识别机制失灵、合规体系存在漏洞导致。构建健全的民营企业合规体系，需要着力强化企业合规意识、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构建合规风险监控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此同时，适应改革需要探索构建民营企业合规整改的第三方监管机制对于通过事后监督促进企业完善合规体系具有积极作用。     

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解构与展望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起源于美国，已逐渐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企业合规问题日益重视，但是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仍然属于制度空白。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整体规范性较差，且具有脆弱性，刑事法律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企业生存方面均呈现出不足之处。刑事合规制度能够将国家的刑事监管责任部分内化为企业的管理责任，具有教育问题企业、节约司法资源、减小司法社会负效应的积极意义。鉴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应明确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内涵，构建刑事法律对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推进民营企业自主建立有效的刑事合规计划。